請特首回答我

親愛的曾特首﹕
當有中環工作的女醫生向你提及，與律師男友在一起也未能在港島置業時，你可能未曾想過，她的故事會引起我們第四代香港人的強烈共鳴。
曾特首，你可知道第四代香港人買樓置業的艱難？不少屋宇這半年的樓價已經升了三分之一！就算是租金也升了兩三成。特首你教我們要「睇食飯」量力而為，但我想告訴你，今日的年輕人根本無樓可置，無飯可食！買樓要首期﹕今天很多年輕人仍然為償還大學學費以及持續進修的開支，為各大高等教育機構打工；就算讓你儲到首期，但很快你會發覺，你所預備的首期永遠追不上樓價的升幅。能夠做九成五按揭的，往往是動輒二三百萬的物業，並非月入五萬的兩口子家庭所能負擔，就算選購看似較便宜的舊樓，也找不到銀行提供足夠的按揭。當你用一年時間儲多十萬元之際，該單位的樓價又豈止升多三十萬。
我不明白，當你拿九七年的樓價力證現在樓市不存在泡沫時，究竟你是說風涼話，抑或正在逃避問題﹕九七年的樓價根本就是瘋狂，拿最瘋狂的時間去證明樓市正常，那和借希特勒屠殺百萬猶太人去證明拉登普渡眾生無異——都是瘋言瘋語！
曾特首，如果你還是一位有遠景的政治家，請解決第四代港人的住屋問題﹕當第四代中產也感受到置業困難時，你可以想像我們同年紀的同學朋友，包括當年響應你上司董伯伯選修泡沫學科而走上冤枉路的同學，會是如何的徬徨無助。我認識一對拍拖十年的朋友，今天均為人師表，但他們只能負擔得起遠離學校超過一小時車程邊陲地區的物業，所以要把結婚大計無限期押後；有結婚多年，熱愛家庭的年輕夫婦，因為供樓已經透不過氣，而無法響應特首你的生兒大計！
說實句，我無疑嚮往新界的綠野，但新界的樓價，又何嘗不是貼近市區？當東涌線的地鐵可以等上十分鐘才有一輛列車，但某富商樓盤卻可以坐擁自己的專線地鐵站，這是什麼樣的交通配套？東鐵的班次比十年前沒有寸進，但新界北區的人口已經倍增，你的施政報告可曾回應過此問題？難道你想鼓勵年輕一族晉身有車階級，以應付如此硬膠的交通配套？
曾特首，當你建議醫生律師情侶搬入新界作新婚居所，你可知道，很多年輕人正在擔心，你是否打算把他們趕往深圳河以北！不過，就算是深圳河以北也有什麼問題？這幾年來，香港所興建的新樓，還打算給香港的新一代居住嗎？我不想住什麼宮殿或皇庭，但發展商卻硬要我權充君臨天下富甲一方的氣勢。我一個月的薪金恐怕也買不起其中一個單位的馬桶！重建區的發展項目根本無助改善原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因為呎價往往與豪宅地段無異﹕貧民區醫院門外有一座以紐約自居的重建項目，頂樓呎價竟然達一萬元一呎，但兩步之隔就是劉德華吳彥祖拍《門徒》這犯毒臥底故事的場景，難怪仍有三十五元一呎的板間房出租！這些新樓，把新一代香港人趕盡殺絕。當香港的土地不再屬於香港的新一代，你教我們怎會對這城市有歸屬感？
請特首告訴我，今天香港，至少是獅子山以南，是否已經成為內地投資者的殖民地？對我們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也沒有機會買居屋或夾屋的一代，在獅子山以南建立安樂窩難道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連在中環工作的醫生和律師，特首都建議他們搬入新界，那麼，對其他缺乏經濟實力的年輕朋友，特首是否打算建議我們搬往深圳河以北，退出廣東省而住在廣西呢？成長於舊區的第四代香港人，長大後竟然買不起那些重建區，特首還打算唱什麼「本土社區文化」的曲調？特首早前回應綠色和平步行上班一天，你可會願意搬入新界，每天嘗試乘港鐵回中環上班一個月，去感受普通市民面對交通問題之苦？今天港鐵還能承載上數百萬人每天因上班上學所帶來的人流遷移嗎？
我記得回歸後的財政預算案，以「利民紓困自強不息」作為主題。金融風暴下，你亦曾推出計劃減輕置業人士的負擔，亦寄語港人面對困難仍須自強。致電給你的醫生和律師，當日也曾響應你的呼籲，努力讀書學習，「運用本身的才智能力，自強不息」，所以才有今天的專業成就。他們可能在香港島成長，在香港島肆業，結果換來的，竟然就是撤出香港島搬入新界的呼籲。我明白男兒志在四方，以四海為根，以全球為家，你甚或會嫌我們欠缺像你在外國讀醫兒子一樣的國際視野，但在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一個安樂窩，在繁重工作過後能夠休養生息，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有瓦遮頭，究竟有什麼錯？這個個平凡且卑微的願望，難道與獅子山下的第四代香港人無緣？連有經濟能力的第四代專業中產，也淪得如此下場，我們一眾年輕人，還可以對明天有什麼期盼？對未來有什麼憧憬？請你亮起慳電膽，用你的筆回答我們！
肥醫生@西九龍貧民區上
原文刊載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八日《明報星期日生活》001版
http://news.mingpao.com/20091018/vza1h.htm

我買不起樓

我在西九龍區當醫生，我也買不起樓。
上大學前我住在上水，每天六時多便要出門乘火車前往旺角上學，風雨不改。長途的車程無疑給我時間在火車上溫習，但那時還年青，來回站上一小時也不成問題。換來的，最多是上堂時打瞌睡，但也苦了老師的一番心血。
我慶幸沒有跟從董建華的建議，於回歸後選修什麼生物科技又或資訊管理。在一片「唱好香港」的氣氛下，我還是選回了自己的志願，選些較傳統的學科。我沒什麼遠大的宏志，也不求羨人的成就。我只求完成我的學業，為社會貢獻自己所長，報答家人以及師長的厚愛。和大部份市民一樣，我只期望有一個安樂窩，在繁重的工作後能夠休養心靈，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有瓦遮頭。三餐一宿，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窩，是獅子山每一個人平凡且卑微的共同願望。
我沒有駕駛執照，當然也沒有汽車。我不購買汽車不為環保，自問並非對掌控機械能夠得心應手，作為良好的「道路使用者」，我倒認為駕車這神聖任務應該留給各位司機高手，我對越來越混帳的公共交通服務感到無奈，雖然巴士地鐵（今天已經改名為港鐵）是我日常出門的良友，八達通的「嘟」聲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
在香港，買樓要先付首期。但畢業後，清還多年學費連本帶息也要付廿多三十萬，專業試費用以及各項進修文憑學費也花了十多萬，花在專業責任保險的費用已數以萬元計，（還未計算自己的保險），扣除家用以及十一奉獻，還有每年都會令人爆粗一次，總覺得最不值付的稅單帳項，辛苦掙來的都已所剩無幾。
所以，當電台節目的女醫生聽眾表示，與律師男朋友一起也買不到樓、供不起樓時，我相信不少人也會感到共嗚。
究竟曾蔭權是否知道年青人買樓置業的艱難？金融風暴下，連晉身專業的年青人，飯碗也可以朝不保夕，但樓市卻與經濟相違，節節上升。不少屋宇這半年的樓價已經升了三分之一！
一個月入五萬元的年青二人家庭，如果把三分之一的收入拿來供樓，以年息三利分二十年攤還並以按揭成數九成半計算，才可以勉強供起一幢三百萬元的樓宇。更何況，雖然現在利息為低水平，但加息浪潮只是遲早的事。
要找三百萬的樓，並要做到九成五的按揭，就要選較新的樓宇又或大型的屋宇。就算你願意以收入的三分之一拿來供樓，你在九龍又或港島區又如何找到合適的樓盤？就算有，恐怕也所剩無幾。
更何況，三百萬的樓價是拉扯盡極的置業價格上限，如果兩口子經濟較為緊張，又或要供養父母，那麼置業的能力就會跌至二百萬又或更低。我很多朋友－－都是第四代的香港人，拍拖多年，想組織家庭，但二人的收入連五萬元也沒有，在沒有父母首期的支持，又如何置業成立家庭？
最荒謬的是，這幾年來，香港所建成的新樓，已經不再屬於香港新的一代：從名字的氣派以及推出的呎價，真的只是在和天比高，完全脫離現實世界。曾特首，我只是想有一個安樂窩，但與你狼狽為奸的發展商，卻相繼推出什麼宮殿什麼皇庭，富甲一方也不足夠，還要宣告君臨天下。樓盤的名字，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我也不慬得讀；最可怕是我一個月的薪金，也不夠買起馬桶和洗手盤的位置。這些新樓，把香港的新一代趕盡殺絕。曾特首你住大堅養番狗，你又明白我們的苦況嗎？
難道曾特首想我搬回上水，當收到緊急應召時坐的士乘百多元計程車延誤半小時才到達？我其實也不介意。但曾特首也想一對年青的教師準夫婦，一個在藍田教書，一個在土瓜灣教書，但只能夠有錢購買天水圍又或東涌的物置建立家庭？如果年青兩口子打算生兒育女，讓太太專心相夫教子，他們的薪金還可以負擔多少的樓價？既是這樣，又怎樣鼓勵今天的年青夫婦生三個那麼多？
請特首告訴我，九龍以及香港島，是否已經成為內地投資者的殖民地？對我們這批不合資格申請公屋居屋的年青一代，住在獅子山以南為工作拚搏已經成為不切實際的期望？很多第四代的香港人，成長於那些重建區，今日長大成人後，竟然沒有能力住回原來的社區，特首還唱什麼社區價值本土特色的調子。即或我願意住在香港的邊陲位置，但是我們的特首可曾有早上七時迫火車的經歷嗎？我們的特首明白地鐵已經負荷過重，不堪七百萬人每天作如此長距離的人流轉移嗎？
我不羨慕六萬元一呎的富貴豪宅，我只想在獅子山下找到一個安樂窩，讓我能夠專心工作，貢獻社會；我希望每天帶著朝氣與愛心面對我的病人，而非在乘車的過程中因擠迫以及班次問題而令我先生怒氣；我亦希望特首不要迫我成為有車一族，施政時要考慮無車人士的上班需要；我有更多同時第四代香港人的朋友，正為成家立室的置業問題感到徬徨無助。曾特首，你可以令我覺得來年一月所交的稅，是物有所值嗎？
延伸閱讀：
黃世澤《等住膠啦》
線把啦《大家都生不逢時》

特首請道歉

特首，你不用為你的英文文法錯誤而道歉，請為你沒有遵守你的競選承諾，為香港爭取更民主的政制發展而道歉。

奧巴馬有拒絕領獎的量度嗎？

上任不足一年的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我相信除了美國人外，全世界都正在「ｏ嘴」，質問挪威國會的憐選委員會究竟葫蘆賣什麼藥。
我們得明白，諾貝爾和平獎與其他獎項的性質有所不同，得獎者沒有客觀的學術著作由或文藝作品，和平獎得獎者的努力以及成就，很多時候在獲獎一刻之前不為世人所認識。而這二十年來，和平獎得主所屬的服務範圍又或其思想理念，往往比得主本身更為重要：蘇聯前領袖戈爾巴喬夫於九零年獲獎的主因，是他促成冷戰結束；零二年得主前美國總統卡特，其得變對九一一後的喬治布殊的牛仔政策是一種當頭棒喝；前美國副總統戈爾絕非世界上最落力於環保工作的人，但其獲獎是表達委員會對環保的支持和肯定。
那麼奧巴馬的獲變，代表了委員會對那一種的價值的肯定，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委員會需要更為詳盡去解釋奧巴馬任來在外交政策的建樹，以及委員會欲肯定的立場，否則恐怕頗難服眾。
當然，我們不可不忘記奧巴馬的宗教吸引力，在美國經濟最低沉時帶給選民希望以及自信的正正是他，在頹廢崩潰時告訴國民「yes, we can」是他，大力提出「改變」的也是他，那時的奧巴馬，其實與耶穌並無分別，都是極具吸引力的大明星，甚至帶來受傷的美國人心靈安慰。這種靈性宗教上的和平，難道就是他得獎的原因？
奧巴馬可以效法參與越戰停火的越南政治家黎德壽，他以戰事尚未結束為由，拒絕接受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奧巴馬可以以先歸榮譽予國民，以及世界上推動和平的人，承蒙錯愛本應謙虛高興，只恨真正世界和平尚未來臨，自己建樹恐未及諾貝爾期望為由，拒絕領獎，並表示以此鞭策自己，希望八年後更能勝任此獎項，這將會是更為得體的做法，可是，現在的奧巴馬，會被勝利充昏了頭腦嗎？他能透過稍後的白官發言，讓人知道他的做法會如何與別不同，帶來改變？究竟，他的講稿，會為奧巴馬取分，抑或讓世人對他有更多的質疑？數小時後就自有分曉。

初小愛國教材看大國崛起

今日明報報導，教育局設計愛國教育教材，當中包括「我是中國人」心理測驗，先勿論這些心理測驗的科學可靠性是否被驗證肯定，但從問題所用的字眼，以及設定答案的分數分佈，這測驗無助學生健康地認識國，卻會自我形象和價值低落。培訓愛國心不足，教壞學生則有餘。
「心理測驗」其三條，原意是測試學生對中國的認同，分數越高者代表認同感越不足。其中一條是「如果外國人誤會你是『日本人』，你的感受是什麼？」答案Ａ是「感到有點光榮」，答案Ｂ是「沒有什麼感覺」，而答案Ｃ是「感到不是味兒」。
我相信我那些一年去四五次日本旅行的同事會選擇Ａ，而我則會選擇Ｂ為答案。但分數計算是如何解釋？原來答案Ａ者有五分，Ｂ為三分，而Ｃ為一分。
這代表了什麼？根據教材分析，如果你獲得五分或以下，你就會被評為「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身份抱有正面的態度，也算是有一定的體會，這是很好的開始，請繼續努力」，由於你要回答三條問題，那即是說，就算其餘兩題你都答到標準答案而拿得一分，你也已經因這條五分問題「爆煲」，會被評為「對中國文代認識較淺，國民身分認同一般」，甚至為「對中國文代不太了解，對國民身分認同仍未足夠」，並被勸導要「多點認識及檢討」！
這究竟是什麼道理？一個小學生竟然要因一個未曾受認證檢定的心理測驗，而要負上「對國民身分認同不足」的罪名，並在一個本來只是遊戲的場景中被勒令檢討？我們願意我們的小學生受到文革的氣氛所污染嗎？
最重要的是，外國人誤會我們是「日本人」，為什麼「沒有什麼感覺」不可以是最佳答案？反而要帶點酸溜溜的「感到不是味兒」才代表「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身份抱有正面的態度」？
我早前前往澳洲的國際醫學會議，數十個國家不同的膚色的人種，一同來到柏斯開會。說實句，單從膚色，我自問有時連韓國人、日本人甚至中國人也會弄錯，（台灣與會者因有極為一致的團體名牌，反而易於辨識），更遑論來自南亞地區的與會者了。有時和其他外國與會者打招呼，猜錯了他們的國家，換了的絕非「不是味兒」的變臉和態度，而是更為熱情有禮地介紹自己的國家。這四天的國際會議，滿是內自世界各地的醫學教授又或地區性的醫療機構領袖，但大家抱普互相學習互相的心態，既沒有發達國家展現霸道和優勢，也不見發展中國家的懷著著卑微和寒酸－－因為面對死亡，面對生命，我們都只是初學者；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經濟或政治實力，就算我們接觸死亡幾多次，我們在生死問題上仍然是門外漢。這份謙和，反而令與會者能夠如大會題目所言：「走在一起」，為拓寬生死議題的討論出一分力。
一個大國之所以真正崛起，並非看其有幾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而是看她如何評定自我的價值。真正的大國，站在世界的舞台，應該是不卑不亢，自信卻不驕傲，自重而不自誇。問題是，今日的中國算是大國崛起嗎？一個自我價值良好的國家，感情是那麼容易被別人傷害的嗎？
大國勃起，看的可能是外現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但真正的大國崛起，就要講求國家和國民內心深處的自我價值：信念上固然包括對自我能力的肯定，情感上亦要講求知行合一且不卑不亢。一個自我價值健康的人，絕不會因別人的誤會、批評甚至是辱罵而覺我自尊受到傷害，反而會從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就尋繼續成長完善的路徑。
一個人的行為其實只是內心世界的冰山一角的呈現。因被外國人誤會為「日本人」而感到「不是味兒」，絕非「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身份抱有正面的態度」，相反，只是反映國民身份的自我價值低落。國民自我價值高，才不會理會害怕被別人誤會認了是其他國家的國民，反而是趁機介紹自己國家民族的良好時機。為這誤會而感到「不是味兒」，背後的酸澀其實反映作題者的自卑；標準最佳答案則反映了作題者的自大，兩者都是自我價值低落的病徵。
中共建政六十年，中國推翻帝制也一百年，可是，自今我們仍未見到「巨龍揮出自我」的日子，自大自卑，仍是今日民族的劣根性，大國勃起把這份自我價值低落以亢奮的形態呈現世人之前。新的千禧也快過了頭一個十年，面對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回看今天中國的病態心理，你又會如何教育下一代？難道旨意香港的教育當局嗎？

國哀六十年

痛心疾首。

評明報又一腦殘社評

明報就曾俊華健康問題所發表的九二九社評，提倡政府高官應該接受「更仔細」的健康檢查，不僅暴露執筆主編對醫學的無知，更展現這份「知識大報」擁護「人治」的一面。
對隱性疾病的預早檢測，一直是醫學界的熱門研究課題。任何檢查都必須要考慮其準繩度，特別是假陽性(false positive)和假陰性(false negative)的問題。檢查本身亦會為病人帶來不適甚至是生命危險。所以就算腸胃科醫生多次從科學角度建議四十歲以上人士至少每十年接受一次大腸內視鏡(colonoscop)檢查，連國際權威沈祖堯教授也得承認，單是淨腸的瀉藥，以及把視鏡由肛門進體內的不良感覺，已經教不少應做檢查的人卻步。更不要談內視鏡的潛在風險，包括穿腸、大量出血、腹膜炎，甚至是死亡。
至於冠心痛，現階段的黃金標準檢測方法仍然是冠狀動脈血管造影術(coronary angiogram)，亦即冠狀動脈造影檢查，而非明報社評所提出的「磁力共振或電腦掃描顯影等較仔細檢查」。但這檢查並非影一張ｘ光那麼簡單：每六十人就有一人會遇到嚴重的併發症，包括檢查過程中心臟病發或中風、心臟血管穿破、大量出血、對顯影劑過敏而引致休克，甚至心律不正以及死亡的個案。如果六十個立法會議員一起做檢查，就預期一個會因檢查而出事。每年一次全局檢查就會製造一次補選的機會，明報在推動政治新血換班上實在功不可沒。
明報社評的所謂「較仔細檢查」，所說的是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又或CT coronary angioram。接受冠心電腦素描造影的人一樣有顯影劑過敏以及幅射的危險。檢查能夠找出那一節血管收窄又或出現硬化的跡象。這檢查對一些無病徵但風險高，又或病徵不明顯但風險低的人特別有效。問題是，就算沒有冠心病，隨著年紀增長，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冠心血管收窄，但卻可能根本與「冠心病」無關；雖然這檢查有極高的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但最為人詬病的正是其假陽性的問題，即是沒有冠心病的人亦可能會被看為有事。而最重要是，就算檢查是陰性，也會給一個以為自己仍是健康的錯覺。
美國心臟學院期刊於零八年刊登了一篇編輯文章，雖然科技進步，但現階段建議低風險無病徵人士接受冠心電腦素描造影作預早檢測之用，實在為時過早。美國前副總統切尼之所以接受一連串的年度心臟檢測，因為他本身就是屬於高風險有病徵的人。當然，曾俊華從今而後亦加入高危一族。但政治歸政治，科學就歸科學。選取什麼樣的檢查測試，從來就不應該以政治做大前題，而是一個科學以及醫學的決定，按每個人的體質以及家族病歷作評估。就算曾俊華也好，就算是街邊的乞丐也好，有需要的檢查就要做，沒有需要的，就不要做，這是醫學的最基本精神。
主要官員的健康無疑涉及公眾利益，但一個穩健的政府體系架構，依賴的不應該是人，而是團隊以及制度。即是說，就算曾蔭權與唐英年這一刻突然一同暴斃，政府仍應能如常運作並安排權力交接。在一個穩健的機構制度下，沒有一個官員，沒有一個人是不能被取代的。香港絕非一個「沒有曾俊華就沒有金融競爭力」、「沒有曾蔭權就沒有穩定」的城市。明報幾時開始變得如此人治？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方法預防疾病減輕風險，但我們也不能夠被傳媒吹捧的科技知識所蒙蔽：生、病和死始終不能掌握在我們手中，與其絞盡腦汁為明天如何活下去而籌算，不如花點心力擁抱人手擁抱今天，盡力活在當下，把今天活得精采。與其跟從明報花心機去安排各式各樣有姿勢無實際的所謂「仔細」檢查，我倒寧願政府用心先做好今天的工作。選什麼檢查作什麼樣的測試，就留待醫生而非記者和高官煩惱好了。
延伸閱讀
Cleveland Clinic –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

中國人民站起來！

請花九分鐘，開著你的speaker，並看完這段國慶倒數片段。

柏斯的一個早上

來自印度、新西蘭、澳洲以及日本的紓緩醫學權威，分享各地在紓緩醫學的發展歷程。M.R. Rajagopal教授作為「印度紓緩(Pallium India)」的代表，分享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紓緩醫學的辛酸。
對於已發展國家，使用嗎啡等強鴉片類藥物作為止痛藥是家常便飯之事，但對於印度來說，癌痛病人要得到嗎啡卻是難過登天：嗎啡並非普及藥物，只限於大城市、大學又或國際志願機構所使用；法例對藥用嗎啡的使用有很多限制甚至是禁止；不少印度醫生以及國民對嗎啡有所誤解：Rajagopal提及他的一個病人，因為癌痛而辛苦不已，他的醫生卻對他說：「你要嗎啡幹嗎？這東西會毀了你和你孩子的一生。你兒子會偷這些嗎啡吃，從此就會上癒。」只是為了每日六次每次五毫克，這個最基本份量的嗎啡，這位未期癌症的病人因而受到其村醫的責罵一番。我想，我在Bangalore已經見過Rajagopal教授，每次他分享發言時，我可以感受到從他內心走出來的一團火，當他握實拳頭時是多麼的激動。Rajagopal教授提出，在資源貧乏的地區建立紓緩治療並非不可能，卻有一定的難度：他提出「教育」、「政策」以及「藥物供應」為最基本的三個環節。
藥物供應指嗎啡藥物的供應更為普遍，能夠達至窮鄉僻壤；政府的政策如何幫助紓緩醫學的建立，以及減少對藥用嗎啡的恐懼以及法律的枷鎖；教育分為兩個層面：要教導醫護人員有信心使用嗎啡，更要令公眾去除對嗎啡以及負面標籤。
想到這一點，我的心立時就停頓起來。香港紓緩治療在亞太區算是走得很前，但生死教育以及對嗎啡類藥物的認識，和印度比較起來，我們也不是進步幾多步。我們對嗎啡藥物有很多誤解以及負面標籤，主流傳媒的論述以及記者不學無術的報導助展有關觀點。在一個不講求科學的社會，醫學新聞只是淪為八掛娛樂報導，看完後喧囂一陣，大家的智慧卻沒有寸進。要不就是把新藥捧上天，要不就是把藥物的副作用看作無限的大。這種心態，均無助正確使用嗎啡藥物作止痛。
其他三位講員的發言，令我們看到世界之大，特別澳洲對紓緩醫學的支持，已經不限於志願機構又或大學的倡議，而是整個國家政府的政策落實。

再想Christian Rossiter

長期癱瘓的Christian Rossiter拒絕接受餵食而死的個案，鮮被香港傳媒以及支持安樂死的群體所談及或引用，因為Rossiter的個案在本質上根本並非「安樂死」(euthanasia)又或「醫生協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而是拒絕接受治療(refusal of medical treatment)。
任何一個神智清醒有能力明白治療的好處和風險的人，都應有權為自己是否接受某一特定治療作決定，並承擔當中的後果。而更進一步時，人若恐怕在他不清醒或沒有能力表達自我時，接受了一些違背其意願的治療，他亦可以在其還屬清醒前，清楚表明有關意願。
醫學上，人工輸送營養以及水份，就算是透過胃飼管抑或吊鹽水，都被視為「治療方案」的一部份。科技以及藥物無疑可以使人延長生命，但未必能夠改善生活質素。如果癱瘓病人有神智自決的能力，他有權為自己決定是否繼續接受奶品又或鹽水，就正如癌症病人有權自行決定停止化療電療一樣。
問題是，在這個相信奇蹟，膜拜科學的年代，又有幾多病人要求停止治療的要求會受到尊重？
延伸閱讀：
肥醫生《拒絕接受維生治療》
蘋果日報《澳癱漢如願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