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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同星屑醫生的立場,「超級爆發事件」這個不準確的翻譯,令市民背負太多不必要的情緒。我個人亦傾向將「super-spreading events」譯作「超級傳播」又或「超級散佈」,這兩個字眼均為國內以及台灣地區學術文獻的正式用字。另一個曾被用作的譯法為「超級群體感染事件」。這些字眼一來較忠實地翻譯了「super」和「spreading」兩個字,二來,讓爆發這個字眼,還給「outbreak」,本身亦是可取的做法,因為在氣候學上,「super outbreak」本身是指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發生在美國龍捲風爆發,當日一個有一百四十八個龍捲風爆發。基於現時流感數據指出病發頻率和去年相約,我相信袁國勇教援並非有心借該次世紀性龍捲風暴災難來形容今次流感高峰期吧。
學者慣了使用自己才明白的術語去溝通,但當他們去公眾解說時,卻無視接收的一方未必明白他們所表達的意思。而事實上,在記者質素每況愈下的年代,學者們更不能指靠記者能夠有效地傳達你的意思以及意念。這個年代我們需要更多學者就入社群之中為大眾講解社會事件發展的成因,選詞用字,以及清楚解釋所用字眼就變得非常重要,亦是有效傳意的其中一環。學者們不是中國的領導人,我們那些由細到大只慬抄抄抄的記者朋友,不會再去深究你所說的一字一詞,如何達致有效傳意,就變得極為重要,否則,更多的資訊,可能會帶來更多的災難。
甚麼是「super-spreading events」?這是一個沙士後才創立的流行病學字眼。「super-spreading patient」這個概念為中大和港大的內科外籍醫學教授所創立,當時指一個源頭病人最終將病毒散播往全世界,最終導致超過三百個淘大花園居民以及超過六十個新加坡居民染病;當年的研究亦指出,新加波頭二百零一宗疑似沙士病例,有一百零三個病人的染病來源是只來自五個源頭病人。在零三年至零五年間,「super-spreading events」是用來形容一個源頭病人直接感染大量人的案例。
http://origin.cdc.gov/ncidod/EID/vol9no9/pdfs/03-0366.pdf
沙士在當時是一項新事物,新研究以及新學術字眼層出不窮。但問題是,很多傳染病本身都可以感染大量人群,究竟感染幾多個人,才算是「super-spreading events」?學術研究需要一個能夠互相比較的定義。當年有北京學者研究沙士時將「super-spreading events」定義為一個源頭病人感染八個病人。但由於開頭「super-spreading events」只是用來形容沙士,大家所指的都只是那幾宗特定的集體感染病例。
我真的不知道,中國人是否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不擅長去為事物作出定義。由於中國和香港為沙士的重災區,有大量來自中國以及香港的醫學文獻,都會引用「super spreading events」這個字眼,但就從來無人去介定這個字眼的定義。沙士為一新發現的傳染病,但如果有其他疾病,其源頭病人的傳染度比沙士更為多,是否也可以稱為「super spreading events」?怎樣去解釋這些群體感染事件,是出於隨機發生,抑或是不尋常的事件?
於是乎,由美國加州大學的環境科學以及數學學者,分別是Lloyd-Smith JO, Schreiber SJ, Kopp PE以及Getz WM,提出以統計學的方法,為「super spreading events」作出定義。
簡單而言,任何一個人患上傳染病,都有機會傳給一定數量的人。這個數值被稱為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代號為R0。中文譯作「基本傳染數」,又或「基本傳染比率」。
當R0少於一的時候,即每名源頭病人會傳給少於一個人,理論上,那傳染病會慢慢消失;而RO大過一的時候,即代表該傳染病正在蔓延。當傳染病開始爆發的時候,R0會是一個大於一的數目,但隨著該群體開始對疾病產生抵抗力,又或源頭病人死亡而無力傳染其他人的時候,R0就會慢慢下降。
每年流感都會經歷高峰期,其R0數值會大於一,隨著群體抵抗力增加,又或染病者(源頭)數目減少,R0就會慢慢減倒至細過一,最後就只會有零星的個案。
很多傳染病都會經過「高峰期」這個階段,每年的R0時高時低,那麼R0要幾多才可以達到「超級傳播事件」呢?根據Lloyd-Smith的定義,我們需要借助統計學的幫助。統計學上,我們會用POISSON DISTRIBUTION 來分析隨機事件的平均發生。如果今年高峰期的R0值分佈高於POISSON DISTRIBUTION的99TH PERCENTILE,那就會被定義為「超級爆發事件」,源頭感柒別人數目之多,並非純粹能用「隨機發生」來解釋。
所以,這是一個統計學的字眼,卻相信是大部份傳媒人士以及公眾未能夠掌握的醫療統計學定義。現在Super spreading event的應用範圍已被引申至西尼羅河病毒症(west nile virus)、Q型熱(q-fever)以及手足口病,並非僅限於沙士了。
寫了千多字,你對這個人云亦云的「超級爆發」多了一些明白嗎?當大家為「超級爆發」這四個字恐慌不已的時候,大家知道自己恐慌的是什麼嗎?你又知道那群專家小組關心的是什麼嗎?那些專家關心你是否明白這些字眼嗎?那些傳媒關心你明白這些字眼嗎?那些傳媒報導袁教授說話的時候,除了搬字過紙之外,究竟有否明白他所說的代表什麼嗎?如果記者朋友不明白,標榜「求真」的傳媒,又有沒有盡力去發掘字眼的真相,為讀者觀眾說過明白嗎?這群記者報導的時候,知道自己正在說些、寫些什麼嗎?
後記:近十年的醫學訓練,開始強調溝通技巧的重要性,如果用簡明的字眼令病人以及公眾明白醫療知識,是這十年來必須兼顧的課題。這些每日都會面對傳媒面對公眾,而月薪高達二三十萬的教授、系主任以及主管,有需要去接受再培訓嗎?


正如我早前強調,今次流感高峰期首要處理的是恐慌,而不是流感本身。根據前線基層醫護人員,特別是社區診所工作的朋友經驗,以及政府一直公佈的數據,今年的流感數量暫時與往年未有任何分別。這一點,星屑醫生倒應該是最明白不過的。
如果你有聽足周一嶽局長的宣佈,又假設如果你的聆聽理解能力合格的話,你應該會收到當中的重點信息--停課是一個行政決定,目的是回應家長對流感高峰期的憂慮,同時讓學校有時間進行清潔。
即是說,停課的決定不是一個醫學的決定,而是一個政治的考慮,目的是為了紓援恐慌,停課針對的的不是流行性感冒爆發,而是「流行性恐慌爆發」。全港小學提早停課,讓家長早已發了的神經得以舒解,未必是一件壞事。
可是,選擇晚上九時三十分向各大傳媒發採訪通知書,並於晚上十時開記者會,在傳媒公關上是最失敗的做法。由於市民以及傳媒未有足夠空間和時間去消化有關信息,勢必引起更大的恐慌以及憂慮。
老一代的醫生訓練,從來都不提及醫學信息的有效傳達,經常聽到不少病人因此而嚇個半死,醫療政策的官員,同樣犯上這個錯誤。
第一,倉卒地選擇晚上十時去發佈這個消息,給市民一個非常感覺,這是一個非常緊急的決定,甚至上學會構成即時的生命危險。全香港千多間中小學,每天確診爆發的學校數目為兩三間,疑似的將維持二十間。故妥善的做法,是於上課時間宣佈第二天開始停課,同時派發有關流感的指引,校方以及老師(以及家長)亦可有更多時間為停課進行安排。政府有整個辦公時間讓市民消化有關的信息,並於晚上再舉行記者會對市民這幾小時的疑慮進行澄清以及回應,倒會更事半功倍。
筆者執筆這一刻,相信不少報章要進行即時改版。你可以估計,如此倉卒但沒有緊急需要的決定,明天必定會成為報章頭條,而評價都一定是負面的。只要來一個「周一嶽驚死終於肯停課」,已經可以把恐慌增加,使政府形象更負面。
第二,袁國勇、曾浩輝等專家人馬向公眾表明早前死亡的三歲女童何寶宜發現染上H3流感,而死亡的七歲男童羅浩明則染上H1流感,全部都沒有禽流感。
我們關注的,並非他們有否患上流感,而是他們腦炎的原因是否因為「流感腦炎/腦病 INFLUENZA ENCEPHALITIS/ ENCEPHALOPATHY」。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英國諾定咸曾經爆發甲型(England/427/88 (H3N2)以及aiwan/1/86 (H1N1))流感,當時有文獻報導,兩名小童患上在出現呼吸道病徵後三日內引發腦炎,並在四十八小時內昏迷。流感是已知導致腦炎的原因,問題是,這是否今次兒童的死因,大家還在等答案。正如我所說,據估計每年有四五十宗兒童腦炎的情況,有更多比流感腦炎更罕見的個案也曾發生過,只不過不為公眾以及傳媒所知。民眾恐慌的原因,是擔心流感令兒童致命,政府理應搜集過去數年兒童腦炎致死以及兒童流感致死的數據,讓公眾有所比較。
我認同在最前線的星屑醫生所言,現階段流感「今次流感潮的主要針對目標似乎主要是小童,成人當中則未見有很明顯的大規模感染跡象。當然很多人都病倒了確是實情,然而這本來就是每年二三月間的普遍情況」,不少基層醫生亦不發現流感情況與去年有任何變異。今次流感爆發,網上亦有不少言論批評部份報章以及時評人製造恐慌。
站在醫療的角度,我們對不同疾病的恐懼程度理應如此:
大流感爆發 > 人類禽流感 > 沙士 > 流感高峰期
在恐慌當中有效傳達醫療信息,是的一門新興卻重要的學問。與五年前的沙士不同之處,五年前我們面對的是一場未知的疫症,沒有任何的經驗,也沒有任何的數據;今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已知超過百年的疾病,如果這一場醫療信息戰也打不好,當大流感爆發、沙士又或人類禽流感重臨的時候,民眾的恐慌會幾何吸數上升,甚至影響國家安全以及地區的穩定。
我們可以做的還有更多,你可以做的,就是保持平安的心,勤洗手以及帶口罩。


沙士五年,香港政府以及市民都一樣沒有半點進步。每逢傳染病來臨,港人就例必歇斯底里好像世界未日似的,而政府有關當局則永遠處於捱打的狀態。
自從流感高峰期來臨,有兩名小童的去世得傳媒的廣泛報導。兩名小童的離世都曾在各大報章的頭版刊登,兩者的死因都被傳媒描繪成與流感有關,兩次政府都被責成兇手。
問題是,兩個個案的初步流感測試都為陰性。而首名死者的解剖亦已被發現有不尋常的脂肪肝現象,死因有可能與一些天生又或遺傳的疾病有關。可是,傳媒都將兩者的死因,過早地評為與流感有關。傳媒報導後,就自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他們不會再用頭版去報導「首名腦炎兒童死者並非死於流感」。反正只要有恐慌,才有銷量。傳媒人只要加上「疑」字,就可以不用對自己所寫的文字負責。
先來一點背景資料。每年都會有流感高峰期,每年都有不少院舍以及學校有流感爆發。至於兒童腦膜炎又或病毒導致的腦炎,同樣屢見不鮮,只是不被傳媒所報導,又或報導了大家也沒有留意。
而事實上,由於腦炎以及腦膜炎並非指定呈報的傳染病,醫生沒有法律又或醫學的責任將個案告知衛生防護中心。需呈報傳染病的清單偶有修改,在最新的呈報名單上,就只有日本腦災以及腦膜炎球菌病兩者需要呈報。是故沒有最後數字去查考香港真實的腦膜炎以及腦炎的發病率為多少。但請注意,並非所有傳染病都是需要呈報的,最佳的例子就是乙型肝炎以及愛滋病。一般統計指,幼兒的腦炎發病率每年每十萬人就有三至四宗。根據2001年人口金字塔,香港約有三十萬零至四歲的兒童,而五至九歲,十至十四歲均約有四十萬。亦即是說,一年至少三四十宗兒童腦災、腦膜炎的病例。
問題就出現了。
今年流感高峰期,有沒有證據證明患流感人數比往年同期多?暫時沒有。
今年流感高峰期,有沒有證據證明患腦炎人數比往年同期多?暫時亦沒有。
那麼大家究竟怕什麼?怕死也。
其實怕死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恐慌是建基於無知以及白痴上,就不免有點死得不明不白。
醫護界一直都擔心「禽流感爆發」,因為禽流感爆發的死亡率超過一半。香港現在沒有任何禽流感個案,如果有的話,你和我的生活都會立即改變。
醫護界也一直擔心數十年一遇的「大流感爆發」,一九六八年的「大流感爆發」,香港有百分之十五人口受到感染。大流感爆發本身有一定的定義:
* 新亞型流感病毒出現或舊流感亞型病毒重現,而在人羣中普遍的抵抗力有限,甚至根本沒有抵抗力。
* 新病毒必須能夠在人體內複製並引起嚴重病況;以及
* 新病毒必須能夠容易在人與人之間有效傳播。
「季節性流感」、「禽流感」以及「大流感爆發」三個名詞的定義根本有所不同,不能混淆而談。由於「大流感爆發」期間,其實全世界也會受到影響,所以不只香港,世界各地的政府以及衛生機構也同時監察,以防病毒變種引致世界性的「大流感爆發」。
根據筆者現在(三月十一日)的資料,現階段並沒有證據證明有「流感大爆發」。當然,流感的季節性高峰期已經來臨。
知識以及資訊,是為了讓人有更充足的準備下作出決定。問題是,資訊多了,傳媒天天報導,為什麼市民仍然恐慌?引用通寶的說話,政府「最拿這種不理性沒法,也最常及很易為之擊倒」。
由於時間所限,未能逐段新聞去批評當中自相矛盾又或錯誤假設的地方。但市民恐慌的時候,無論「理」在自己抑或在他人,本身就已經是一項危機處理。政府有必要啟動一切的公關系統去打這場「人心戰」。這是很多醫生還未能夠掌握的地方。
人心出現虛怯,就未能掌握資訊,更談不上運用資訊去作出理性的分析,情況就如股炎中的恐慌性拋售一樣。自由市場下,政府就只能作出安慰式的提醒。但對於關乎人命的健康問題,市民的恐慌最終有機會作出傷害自己的決定,政府就有必要作出更強勢的intervetion(我不喜歡用「干預」,蠻負面似的)。
不是誤會我說支持政府要新聞封鎖,但政府有必更有效、主動地向市民直接交代最新的情況,而同時辦免傳媒不正確的曲解。
流感高峰期至今,政府有幾多次直接參與現場直播的節目,解答市民的憂慮?又有幾多場直播的新聞發佈會,在無歪曲的情況下講解流感情況?除了中大胸肺科許樹昌教授曾回應記者,呼籲民眾不用恐慌外,大學的學者以及香港一些首席名醫又有幾多的參與或講解,以釋公眾的疑慮?而事實上,有那麼多醫生博客,有不少甚至是富有經驗的專科醫生,又或在前線的基層醫生,政府又有沒有想過透過醫生博客的力量為公眾解憂?
純粹從醫學理性上,是很難解釋香港人為什麼會恐慌。兩宗兒童腦炎死亡的個案,流感測試都為陰性,每星期平均都有一宗兒童腦炎死亡個案,有什麼好驚奇,還要恐慌來幹嗎?問題是,正如通寶引歌德所言,「恐慌」本身就不存在理性。政府在打「流感高峰」一仗時,如果不去醫治港人非理性的恐慌(當然,這是香港人的絕症),恐怕只會事倍功半,高層烏紗不保,倒是事少,如果有人作出非理性的醫療決定而導致身心受損,那才是事大。


沙士有令香港人進步過來嗎?不要自欺欺人了。
沙士才離開香港五年,今天香港人對個人衛生的注重程度,恐怕和五年前甚至十年沒有兩樣。無論在巴士、地鐵又或火車上,不掩著口鼻咳嗽的人大有人在。剛才四十分鐘的巴士路程,坐在我後面的男士已經咳了超過五次,我差點想要求司機停車找洗手間去緊急洗頭。這種把病毒隨車廂飄送的行動,並沒有因為沙士而有所收歛。隨著每年的流感高峰期來到,只要你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你準會和缺德的香港人呼吸同一口氣,感染同一病毒。
才五年而已,難道大家已經把董太七情上面的教導忘記得一乾二淨嗎?無人叫你要帶N95出街,但一個外科口罩,倒不應增添大家的經濟負擔(最近還未開始有炒賣潮),就算找一張紙巾來掩著咳嗽的口,也不算困難嗎?偏偏香港人就愛學老董,知而不決、決而不行。有幾多人出門前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感冒傷風的徵狀?難道你第一口的咳嗽真的在巴士上產生?
董太的另一個被當做耳邊風的教導,就是「洗手、洗手、洗手」。沙士五年,大家洗手洗得多了嗎?只要你走進大小商場的廁所(我只能觀察到男廁),如廁後不洗手的人依然大有人在。不要為他們作出任何辯護了!難道他們不洗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自備消毒酒精嗎?五年前沙士一役,我們已經學會洗手的重要,但五年後我們洗手的習慣有進步嗎?如果我們推說洗手的設施不足,這五年來經歷兩次區議會選舉,我們有向我們的代議士反映過一句半句,要求增加公共洗手設施嗎?
年年流感都會有高峰期,年年我們也提防「大流感爆發」以及「禽流感爆發」,政府鋪天蓋地進行宣傳,不少網站以及單張提供應變的資訊,你有讀過其中的一二嗎?一個小女孩在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出現後日內去世,卻觸動了全香港人的神經。不少家長立即回復到非理性的恐慌之中。問題是,難道過去真的沒有有關的病例嗎?當一兩份報紙去渲染恐慌、散播憤恨的同時,有沒有人批判地問一問,既然小朋友有傷風感冒,為什麼家人還要帶她們前往茶樓等人多的地方?
急症室設立的目的,在於救傷扶危,處理急症。幾時香港的急症室淪為傷風感冒的分流站?有上呼吸道的病徵,就應該找家庭醫生又或門診去求診,而非濫用急症室。如果基層醫生發現你有肺部感染的病徵,又或有不尋常的地方,就會轉介你前往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治療。電視上有名受訪者,連續兩天都前往急症室看傷風咳,難道傷風第二天就一定好了嗎;再加上一群不求理性為民請命的代議士的壓力下,公立醫院的急症室竟然要分一批人手出來看發燒病人,並提出兩小時內見病人的服務指標,此消彼長之下,真正「急症」的服務自然就會受到拖累。如果你有一天不幸遇到意外如撞車而被送往急症室,不要抱怨遲遲未能受到醫治,因為全世界只有香港的急症室會受控於無理的恐慌下,用來醫傷風咳的。
沙士五年,我們並未因此成長。我們仍然無知,仍然喜愛受騙,仍然被非理性和恐慌所牽引。怕死是人之常情,但我們應有免於死在無知的權利。傷風感冒還走入人多的急症室,而醫院的病菌比社區門診的又多多千百萬倍,那不是送死又是什麼?
沙士五年內,我們每年都要面對流感高峰期,更要面對人類自己的無知以及劣根性。每天廣告提醒我們要「洗手、用紙巾覆蓋咳嗽的口、帶口罩」的基本功就無人理會,大家卻指望有什麼神奇新藥又或疫苗,甚至天然靈藥來打救,這個社會五年以還,只有比從前更為病態。
朋友,在流感高峰期間,保重身體。多洗手,多休息。在人多的地方,如果你發覺人家不太注重個人衛生,你可以做的就惟有自我保護--自攜口罩,以免被別人的飛沬強吻。畢竟,人始終都不願意從歷史學習,我們就惟有自求多福了。
(後記:不要把不注重個人衛生的罪名推給新移民朋友,我實在見得太多次,連那些斯文西裝友,又或潮爆MK人,都一樣不注重個人衛生。)


從殯儀館離開回家,心靈與自己所穿著的西裝一樣灰沉。
我們沒有辦法令人長生不老,至少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延遲死亡的來臨片刻。每次看見病人家屬不能夠接受病人最終因病去世,對醫護人員粗言污穢語甚至動手動腳,這批不理性的病人家屬背後的衝動行為,正正是不能夠接受死亡這事實的表現。
很多人把現代醫學看得太樂觀,報紙的報導把醫療新知看成必定會成事應用一樣,卻不知道很多醫學界的突破發展,其實還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才能夠真正應用。就像複製幹細胞的研究,至少已經開展了二三十年,才有今日的成果,還要等幾多個十年才能應用至臨床用途身上?就算樂觀估計,等到我退休那一年都未必能夠全民普及使用。但當近幾日有長期病患者拿著報紙要求獲得報紙新知上提及的治療,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幫助他面對實情。
在醫療新知報導下,我們的眼光常常放在廿年後自己的器官如何能夠舊換新,但我們從來不放少少時間,活在當下,為自己老病甚至死亡的一天作籌算。畢竟,死亡來臨的百分率一定比新技術能夠發展成熟,並成功運用在你身上高幾千萬億倍。
喪禮的主角是一位抗癌勇士,以及一位好媽媽。她擁有幸福美滿家庭,得到丈夫以及兒女的愛護,也有兄弟姊妹以及親朋戚友關心。抗癌八年,病情反覆不斷,嘗盡不同藥物以及電療,最後還是翻發。
其實在疾病的中期,她已經開始為疾病治療以外的更重要問題作出打算。她明確地指示,希望自己能夠留在家內值到最後一刻(如太氣促不得不送院),她希望在人生的最後一程能夠舒舒服服有尊嚴地安詳離去,而非被醫護人員盡行創傷性而成功率根本是一萬分之零的所謂「急救」。她能夠見到自己的女兒勤奮成材,最終成為一個腫瘤科醫生。她更為自己的身後事提出意見,希望家人為她安排打點。
而在人生的最後期,她選擇了接受紓緩治療,讓醫生針對她的痛苦,無論是肉體以及心靈上的痛苦得到緩解。最後,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地離去。而過程中,包括她人生最後的幾個月,甚至過身後的安排,一切都能夠照著病人本身的願意進行。
為自己人生最後的階段作出深思籌劃,是每一個人當盡的義務甚至是責任。只不過,能夠有此睿智的人,其實少之有少。我們看過不少老人家對著醫生哭,原因不是知道自己有未期疾病,而是想和下一代去傾自己身後事時卻無法入手,因為每次想打開話題,子女都會說:「無事既,你實會無病無痛自己好番…」
步出殯儀館,想起很多人還未為自己的死亡作準備,我內心不得不沉下來。有輔急救車響著警號在我面前駛過,本能的反應,令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兩位救護員正在為病人進行心外壓急救。死亡,其實未必真的離你很遠…


想深一層,其實我並非害怕考試不合格。作為一個經常肥佬的考生,我其實倒不太介意考試的成敗,我不介意比我遲多年畢業的朋友考得比我更快,我甚至也不怕因為考試不合格而延誤了自己專業的發展,甚至每月達一萬元的加薪幅度。
想深一層,我害怕考試,可能是出於一份在人面前缺乏自信的心態。講得白一點,就是怕「瘀」。「瘀」不是出於比別人考得遲又或放榜出來不合格的那一刻,而是在於那困獸鬥的兩小時,被考官問到口啞啞的窘態。
再想深一層,缺乏自信,其實是那生我的男人死了之後,我還未處理好的問題。肥醫生又怎會缺乏自信?年青時獨自擔大旗面對傳媒,又或在被傳媒形容為槍林彈雨的世貿示威現場作臨時急救支援。作為一個老虎獅子都不怕的悍將,理應天不怕地不怕。如果真的要作出反省,可能就是因為那個生我的男人死了之後,我沒有什麼需要強裝堅強撐下去,那種突然的collaspe導致的連鎖反應。
肥醫生的強項就是不怕醜,但這幾年變得我怕醜,或許就是之前十年撐得太硬之故。
考試更重要的任務,是反省自己所學的不足,並在這些弱處上下功夫;寫博更重要的任務,是反省自己生活的遺漏,並在這些缺口上作修復。這兩年幾用博客作為自己與自己心靈對話的空間,我想,我快要走出陰霾。
今次考試的準備給自己最大的反省是,由於缺乏應有的自信,而把自己一向的優點,例如口材和冷靜一一拋棄了。這亦是這幾年我在工作生涯中最缺乏的--我在病人和家屬面前依然可以展示我的口材和冷靜,但一面對上司以及同僚,如進行醫學口頭報告時,這些優點就會全然盡失,變成了ABC也不懂得講,還要滿頭大汗。這問題當然源於缺乏自信。
這本就不應是我。PRESENTABILITY本來就應該是我的最強項,現在卻變成我的最弱項。除了醫學考試外,就算是對外分享和演講,我都發覺自己力不從心。所以,這次考試最值得高興的,其實就是能夠為自己查找不足。這是這次考試最大的得著。
看倌倒不用太擔心,特別是那些看了兩年的朋友,應該知道我的立場:博客的第一個目的,是自己與自己的心靈對話。而這個心靈重整的歷程,這兩年其實未有間斷過。由我離開教會而來,至今也一直重整。兩年多而來,這個實驗也將要進行小結,一切就待這次考試以後發生。
說了那麼多廢話,無錯呀,四小時後就開始考試啦。我奉各好友呼籲,考試前要保持鎮定,寫博客不就是最好的緩壓方法嗎?
結論是,我更怕考試侷限了我對身邊的社會、人與事的關注,就像被傳媒「老屈」為「悲情城市」天水圍。當一群知名教徒繼續用燒銀紙做「騷」方式來「祝福天水圍」,他們其實是否明白天水圍人士的需要?


免費白的士

22Oct07

考試前夕,自然心火氣燥,看什麼新聞也不順眼。今早起來,從明報新聞網看到這段新聞,就立即無名火起:
女子耳環針掉耳內召救護車 (09:10) 2007年10月22日
西貢一名女子半夜在家中聲稱耳環針掉進耳腔內,報警召救護車送院。
凌晨約五時,女子在西貢徑新村家中報稱,右邊耳環的耳環針掉進耳腔內未能取出,召救護車送院。
你說我沒有體諒又或憐憫之心也可以,我就偏偏要說,為什麼這些事都要召喚救護車?
當然,這還末算稱奇,我見過有病人,因為連續一星期失眠而電召救護車要求送院。
為什麼香港人愛把救護車看成免費的白的士?


太多身邊的朋友感到沉鬱,其實做醫生一樣很沉鬱。
一位報稱於九龍塘高尚住宅區的外藉傭工因發高燒被送入院,經檢查後證實為尿道炎,又如高燒以及劇痛需要留院,待第三天才見起色,醫生與病人和顧主商討,建議多留一晚醫院,待燒完全退定後才出院。
到第四天早上主診醫生開始巡房,發現部份昨晚才入院的病人病情非常嚴重,正為那些危急的病人埋頭苦幹之際,護士突然將病房的無線電話遞給他。他奇怪萬分,致電的原來是已經退燒的傭工的顧主,病房護士招架不住,所以才找醫生直接和她通話。
「你們醫生不是早上九時巡房的嗎?為什麼我的傭工還未可以出院?」
「小姐,現在才九時三十分而已,據護士匯報病人今天情況非常良好,再沒有發燒跡象,我稍後會為她檢查,情況許可再安排出院…」
「稍後?你不是已經返工了嗎?我要她立即出院回來工作!」
「小姐,就算是出院手續,一般都要在中午才辦理啦,更何況我們每天都要先處理最危急的病人,這是臨床需要緩急先後的問題…」
「什麼緩急我不理會你,總之我要她出院就要立即出院!如果你延遲她出院的時候,是否由你賠償有關工作時間的損失?」
「我不是這意思,但醫生不是三頭六臂,也要先處理較為危急的病人先…」
「我每天交的稅就是養你們這群飯桶,你要不是立即為我辦妥出院手續,要不就等我直接向你的院長投訴。明天你準備在xx日報上見到你的名字啦。」
過幾分鐘後,原來醫院公關部門已經接到投訴電話,指有醫生企圖阻延病人出院,增加病人留院受感染的機會,並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你是該名醫生,你會如何處理呢?


考試前夕,思緒混亂,不要怪我直腸直肚,得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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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婆婆求診期間暈倒需要急救,卻被一精神病漢襲擊,腳部被砍一刀。不用一個小時之後,全港各大報館的即時新聞都說該病人刺斃老婦。未開死因庭,傳媒已經作出審判。
記者未審先判,不知那名「疑兇」可否告報館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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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性腦病(hepaticencephalopathy)常見於未期肝膽科癌症病人。醫治方法重點是要醫治病人所患上的感染,同時透過藥把腸毒素排走。病人要好轉,一兩日就會好轉,要是不好轉,一兩天也可以死亡。有些病人反反覆覆,在臨終的日子一個月也會為此入數次醫院。
一般而言,除非是急性肝炎所引發的肝性腦病,患者的肝臟的基本情況多極不理想,是故深切治療部多不會考慮接收病人入去。很多未期肝病的病人經常會反覆因肝性腦病而入院,但一年因這病而進入深切治療部的卻非常罕見,除非病人將會接受肝臟移植,又或其肝病本身是可以逆轉(如藥物引致的急性肝炎),否則,作為深切治療部的醫生多寧願選擇接收其他「更有得救」的個案。
某名人最近因病進入大學醫院的深切治療部,因著這效應,今天相信各大少醫院未期癌症病人的家屬,都會質問其醫生為何不為他們安排深切治療,要招架起來也有點麻煩。
我突然明白,醫療決定並非因為病人是否有需要,又或治療本身是否有效用,而是要看背後更多社會的問題而及背景…如果有天你不認同你公立醫院醫生的決定,可以試試自行找找某醫院碰碰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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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某不幸老婦。
生果報載:「死者大兒子指母親患有老人病、血壓高和血管瘤,但不會突然致命,對於今次事件,他說:『好傷心,好憤怒,我會保留追究權利。』」公信力大報就只說:「親友表示陳心情憤怒,表示保留追究權利。」
老人病究竟是指什麼呢?血壓高本身可以增加心臟病突發的風險,血管瘤本身已經反映病人血管的「質地」非常惡劣,也反映血壓高的嚴重,而血管瘤突然爆破,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不治的。
從此種種,又那來「但不會突然致命」呢?究竟是病人家屬攪錯,記者攪錯,抑或讀者攪錯?
不過,這總比方向和星球的報導來得較好,我都係第一次聽見已經昏迷的病人可以被「嚇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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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找醫生時,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找什麼科醫生。但有些打正旗號幫助病人的專業關社團體,原來都不知道自己應該找什麼科醫生去處理其病人的問題。
首先,有很多病,真是無得醫的。這個道理,病人不信,病人家屬不信,很多病人有關的社運組織也不太相信。
第二,腦外科醫生在腦創傷的非常早期或許會有其位置,例如透過開刀去將腦壓減低,將血塊取走,減低對腦部的進一步損害。但很多時候,手術根本對病人沒有任何幫助。而很多腦創傷的病人,在創傷初期因其病情太過惡劣而根本不適合做手術(如根本正在大量失血)。過了黃金時期,再多的腦手術也沒有幫助。
第三,每三個月做一次電腦素描,究竟有什麼幫助呢?這還需該組織協會解答。如果一個檢查,做了又或不做根本不會影響治療,做來又有什麼為?相反,如果病情惡化,醫生就一早已經做了緊急電腦素描。很多人以為照得多就會有幫助,這叫說話究竟有幾多醫學證據?
正如你心臟血管栓塞應該找心臟內科醫生而非血管外科醫生一樣,腦創傷並非一定是找腦外科醫生。除非你的世界只有程志美。腦外科醫生的訓練,是做腦部手術。這群病人其實更需要復康醫學又或老人科的專科醫生的幫助。每年有不少醫生加入心臟、胸肺、腎臟又或腸胃等專科受訓,但於復康醫學受訓的則少之有少。背後又有什麼社會學的含意在背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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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那麼多,通常又是自嘆三聲。為什麼傳媒不找有醫學背景訓練的人做記者又或編輯?為什麼社運團體不找有醫學背景訓練的人做幹事?
延伸閱讀 :廢柴fellow《道理》


這個世界上,總有些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又或比別人重要一些。我們的社會也習慣把人去分類。以私營銀行服務為例,我已經在《沉鬱的天空2》中有略作交代。私營機構按客戶的經濟能力以及潛在商機作分類,在商言商其實沒有說不過去的地方。你付得起鈔票,自然可以享受頭等以及更優越的服務,我也無話可說。
可是,我認為公營醫療服務,本應把所有人就一視同仁。無論那是乞丐、領綜援、住公屋的,抑或是某某名流議員又或商賈鉅子,都應該獲得相近水平的待遇。這是公義的問題。我承認,在現實世界沒有絕對公平的情況,例如有錢人家可以付費去購買昂貴但療效未必有顯著改善的新藥。但我堅持,醫療決定以及安排,從來不應該因著某些人的經濟或社會背景而有所改變。
我喜愛在貧民區醫院工作,但基於分區的關係,間中我們會接收那些住在九龍塘的富有人家。這些來自又一村又或畢架山的病人,絕大部份都會選擇較為就近的浸會又或法國醫院求診。除非極度緊急的情況下,才被急救車送來這間貧民區醫院。
坦白地說,真正有錢的病人,多數都不愛炫耀,態度也是客客氣氣的。對他們來說,公營醫療服務只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他們的經濟實力容許他們隨時轉往任何一間私家醫院接受教授級人馬的診治。「屈就」貧民區醫院都只是病情所逼。
不過,間中都會有一兩個富有人家,無論是病人抑或病人家屬,都會恃著自己家財萬貫,而氣高跋扈。好似有錢大家就要聽他們的說話似的。
最「頂心杉」的名句是:「我一日所交的稅,都比你一個月的糧多。」又或「你地班公立醫院既人,都係我養你地而已。」
「發窮惡」固然可怕,但「發富惡」也見不到可愛。前者多是為世所迫,後者,卻反映該人只有物質富足,心靈修養卻是非常貧窮。
這種情形當然不只發生在醫院,同時也發生在不少教師身上,特別是那些直資貴族學校的身上。我都聽見不少老師朋友,受著這些富有人家的氣。
醫好身體固然緊要,但醫好個人修養的缺憾,看來更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