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校園驗毒的一些看法

當整個城市為應否替學生驗尿查毒而鬧過不停時，我們不得不為醫學界對此議題的沉默而感到不安甚至心寒。社運界或許經常批判「醫學權威」的霸權和語言權，但我始終覺得，若能在驗毒討論中加上醫學的知識和聲音，有關討論會變得更為豐富。
美國推行校園驗毒的經驗比香港早十多廿年，而美國醫學界一直扮演反對者的角色。因為「驗毒」本身應被看為一項醫學的檢查，大凡醫學檢查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亦即統計學上「假陰性」和「假陽性」的結果。可是，「驗尿」結果所帶來的影響卻不僅於學生的身體健康，背後也牽涉法律、社會道德以及科學的考慮。
由於被驗的學生處於沒有病徵的狀態，所以，校園驗毒在醫學界被看為「普檢(Public screening/ universal screening)」的一種。而一個良好的普檢計劃，必須要包括：
1. 疾病本身必須要帶來一定程度的傷害甚至是死亡率；
2. 被驗的群體有很高的帶病率；
3. 被驗出疾病後，有有效的方法治療或預防惡化；
4. 普檢方法必須為高精確度，價錢便宜，並為受檢者帶來最少的不適與不安。
如果把藥物誤用看為一種疾病，而全校驗尿的目的，是要找出已濫藥卻未發病的學生；又假設藥物誤用會有對年青人有一定程度的傷害，而針對藥物誤用的治療以及輔導計劃成效顯注，我們仍不能逃避兩個問題：校園毒害是否真的非常嚴重？而令普查的查毒率帶來經濟效益？
假設一套驗尿工具約需一百元，而一年全校大檢一次，每間學校一千人，那麼普查的成本至少需要十萬元，尚未計算背後牽涉到人手資源、物流開支，以及驗出陽性反應後所帶來的龐大醫療跟進費用。當然，年檢一次自然會有漏望之魚，那麼年檢兩次？年檢三次？抑或進行月檢才是最有效？尿檢一次的「保養期」又是多久？隔多久進行一次尿檢才能減低學生濫藥的數目？一般驗尿只可以查測他數天前是否曾經用藥，那麼是否一年要驗一百次才能保證學生沒有用藥？
這些問題對任何一項「普檢」來說，是最基本要問答的問題，可是現今的醫學知識，尚未能就「藥檢」回答以上的問題。一次藥檢要十萬元，一間學校進行月檢，一年就要一百萬元，究竟要查出多少個濫藥的學生，才算是「化算」？
現階段並未有足夠的醫學證據去支持「驗尿查毒」並未是否有效減少學生濫藥。當然，有人會提出驗尿普查能夠提早找出正在誤用藥物的學生，並提供更早的協助。甚至有不少老師、家長認為，透過集體驗尿，可以施存群體同輩壓力，令對毒品蠢蠢欲動的學生有所卻步。但把一項醫學檢查，在沒有足夠證據下用作普檢方法，帶來的是好處抑或是難以估計的後果？
尿檢本身的設計，有著先天的缺憾：因經痛而經常開的消炎止痛藥布洛芬BRUFEN會被誤認為大麻，止咳藥可待因CODEINE會被誤認為嗎啡。當學生因醫療需要做用該類藥物時，就會被誤認為曾經服用嗎啡大麻，就算自身清白，恐怕也要承受很多不必要的標籤，以及因進一步檢查所帶來的不便以及不安。
找學生驗尿查毒，是把醫學檢查用作政治需要，並不付合檢查設計本身的原意。校園驗毒計劃在小布殊上台時「發揚光大」。作為「最虔誠」「最關心家庭價值」的保守右派美國總統，小布殊每年都投放過千萬美元用來資助「隨機學生驗毒」的計畫。而美國最高法院兩次就有關「學生驗毒」的裁決，都判定當參與某些活動時為學生進行藥檢符合美國憲法。
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選擇接受醫學檢查抑或治療的權利，除非該人不接受檢查或治療時有機會影響到別人的生命或安全。自從驗毒計劃推行後，我聽到有老師大表歡迎：「我的學生好人好者，參與驗毒更能表明自身清明。」我聽過有教徒學生說：「我既然都沒有吸毒，我參與校園驗毒能證明我沒有濫藥，更能彰顯上主的愛，為祂作見證。」我們不能反對有人踴躍自願參與驗毒計劃，但我們要反對那些「非自願的驗毒計劃」，並要對抗因拒絕驗毒所帶來的負面標籤。
其實自一九九六年開始，美國兒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DA)已經反對非自願性質的青少年驗毒計劃。就算直至二零零七年最新一期的修正指引，亦明確表示對校園以受家局驗毒有強烈保留。學院認為實行校園驗毒之前，需要就有關議題的科學根據先作更多的研究。而事實上，家長以及教師是否有足夠知識，面對以及詮釋有問題的驗藥報告，特別是處理當中的假陽性問題？驗尿會否迫使學生把所濫用的藥由口服方法改為更為危險的以鼻吸入法？我們協助濫用青少年的資源又是否足夠？
根據二零零七年的指引，美國兒科學院堅持青少年在沒有足夠知識，又或沒有親身同意的情況下，不應該接受藥檢。香港政府是否又曾就藥檢背後的科學向學生講解足夠？青少年會否在不知情又或不自願的情況下提供同意？家長在藥檢中的權責又是什麼？
當這一切問題都未攪得清楚前，進一步的藥檢計劃都只不過是鬧劇一場。二零零九年五月香港兒科醫學院就兒童權利公約提出建議，指出免受暴力是兒童應有的權力。那麼提出要強迫青少年驗藥是否一種另類的暴力？該文件提出親子教養失效為濫用藥物的主要根源，當政府大刀闊斧查處濫藥學生時，又會投放多少資源去處理這更為根本的問題？不幸的是，我們至今尚未曾聽見香港兒科醫學院就校園驗藥問題的聲音和意見（香港的青少年科是歸為兒科所管）。中大醫學院院長霍秦輝教授為香港的兒科泰斗，亦為香港醫學界所接受和敬重的領袖，我相信不少醫學界朋友及家長，都在等候他就此議題睿智之言。
記得《門徒》中，吳彥祖有一句精警的對白：「究竟是毒品可怕，抑或是空虛可怕？」校園驗毒在沒有足夠科學證據下硬上馬，完全是曾蔭權政府又一假大空的「政績」，學生需要驗毒，為何高官不需要驗腦？校園驗毒真的可以解決學生濫藥的問題嗎？抑或只是把醫學檢測作為自己施政失當的擋箭牌？香港還能夠給予下一代發展的希望嗎？抑或這一代早已把下一代標籤成毒犯？
空虛，是不能透過驗尿驗出來的。

當快樂出走了

今日的成年人，不願意也不太慬得和自己的心靈對話。每天歇斯底里地責罵這責那，其實都只為讓自我感覺良好一點。人不慬得面對自己的軟弱，人就失卻了自我，和帶著面具卻漫無目的地在生命遊走的喪屍可沒有分別，唯一的分野在於，喪屍至少會赤誠地展露自己張牙舞爪卻毫無自我的形態，人就四處找尋面具，把自己的不足和苦痛壓抑下來。
所以當中大美術畢業的Miss Winne，願意透過文字以及插畫，把自己面對抑鬱症的心路歷程展現出來時，所表現出來的真誠、勇氣、以及美善就更令人鼓舞。
《快樂出走了》記述這位年青的中學美術教師，面對抑鬱症時的感受。透過圖書以及文字，將她發病時間的無力感，面對治療時的疲累，病情反覆的無奈，以及患病過程中的掙扎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透過藥物、心理輔導以及信仰，作者分享她如何逃出抑鬱症的魔掌，踏上康復之路，重尋自我，開展人生新的一頁。
抑鬱症最可怕的地方，是思想和感受被負面情緒籠罩而不能自拔；抑鬱症把人與世界隔離，令他和快樂絕緣。別人「鼓勵」的說話不但未能幫上甚麼，反而令病者更見顧影自懈。Miss Winnie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正正告訴受抑鬱所困擾的朋友知道：有人明白你的心聲？而且出路並非遙不可期。
今天，Miss Winnie願意拆開自己的牆，分享自己的經歷鼓勵別人。惟願有更多正面對負面情緒所困的朋友，能夠透過她的書得到鼓勵和支持。
書名：《快樂出走了－一個抑鬱教師的尋樂之旅》
出版：ｂｍａ
版次：2009年7月初版
頁數：132頁
ISBN：978-988-18306-8-5
購買地點：灣仔三聯書店
定價：七十五元正
延伸閱讀：
梁芷珊《東方日報．梁心發現》－－快樂出走了
作者網誌: www.misswinn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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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最新的家書以及我的回應

今日收到兩封由逝世病人家屬寫來的感謝信，言詞之間令我回想陪伴她們渡過人生最後的日子，看著她們由入院、出院、再入院，直到走到生命的盡頭。有時回想，面對她們的離世，我也曾有軟弱的時刻：有些位置我也有收藏自己內心的不安，有時時刻我也會封了自己的心保護自己。但看著她們最終能得到安息，而病人家屬的回信中亦能得到解脫，內心最終能有所釋然。
可是，病人家屬鼓勵所帶來的溫暖，一下子就給ＦＥＳ最新的《家書》的冷酷所打破：
原文出處：http://www.fes.org.hk/index.php?PID=_ARTDTL&SID=1207
FES家書(六十八)
親愛的同行伙伴平安：
　　我在FES事奉已有十六個年頭，由中學部同工轉職至同工發展組，直至現今擔任副總幹事，經歷著FES因事工膨脹、隊工變大而帶來了結構、以致文化、方向上的改變，致令近年同工團隊持續不穩、FES群體亦感到焦慮。
　　我想藉此家書，向您(們)發出兩個邀請。
　　我想邀請您(們)跟我一起懺悔：
　　為FES群體當初受神所託服侍知識分子，變成今天抬舉知性、不住批判、互相拆毀的罪。
　　為FES群體推崇龐大、外顯的事工發展，甚至借承擔文化使命為名，掩飾了對作者、譯者和出版伙伴的虧欠，掩飾了同工自身生命的脆弱，掩飾了群體承擔的欠奉，掩飾了推動學生福音運動的無力感。
　　為FES群體依靠滔滔雄辯、依靠批判、依靠人的智慧、依靠委婉的言語，卻不依靠聖靈和神的大能彼此建立。
　　我又想邀請您(們)跟我一起感恩：在我們如此不濟之時……
　　神仍然將一些作者帶來，使我們在看自己合乎中道之時，未來仍有機會(除已計劃出版的翻譯書外)藉文字出版服侍學生及教會眾弟兄姊妹；祂又感動許多我們所虧欠的作者、譯者和出版伙伴接納我們的道歉，願與我們同行。
　　神使用暑期的聖經班、研經工作坊和門徒訓練營，讓同工跟學生透過認識聖經、親身查考聖經及進入社區應用真理，將聖經讀進學生的生命裡。我們會堅持門徒生命必須建立於神話語之上。
　　我們自覺FES群體要被神使用，在未來繼續服侍校園；我們必須將生命向神向人敞開，並求神保守我們，作祂良善和忠心的僕人。
　　又讓我們謹記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11-14所說：
「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以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穌基督。如果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將來必要顯露，因為那日子必把它顯明出來。有火要把它顯露出來，那火要考驗各人的工程是怎樣的。如果有人在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賞賜。」
您(們)的姊妹
鄧雪貞/副總幹事
2009年8月14日

我從不懷疑副總幹事的真誠，但當我看到她呼籲大家要為「抬舉知性、不住批判、互相拆毀的罪」懺悔，我恐怕這位曾經同行十多年的姊妹，就問題捉錯了用神。
整件就機構文化使命以及立場問題的討論，立論其實非常清晰：ＦＥＳ在五十年以還，其實是否已經變了質？今日ＦＥＳ所信以及所堅持的，是否已不能繼續承載香港以及普世的學生福音運動？今日的ＦＥＳ，是否畢業生還熟識的ＦＥＳ？今日的ＦＥＳ，與一般的機構甚至是教會、小組，還有什麼分別，令這機構在香港的福音工作中還有角色？
無疑，ＦＥＳ過去面對龐大的經濟危機，但真正令ＦＥＳ進入危機的，恐怕不是龐大的赤字，而是現在的模糊面目；ＦＥＳ的不濟不在於有人批評有人辯論有人批判，而在於機構不願意聆聽甚至面對自身的問題，以及畢業生以及各方肢體的提問；ＦＥＳ的同工可能有軟弱之處，但其赤誠之心卻是最能感動學生以及畢業生的地方，卻不像今天有人自築高牆隔空傳話；ＦＥＳ的批判文化，正正是聖靈放在透過機構帶給學生的最重要禮物，讓他們能夠將所學的帶進教會，帶進社區，帶進生命；ＦＥＳ令支持者焦慮，並非因為隊工變大或事工膨脹，而是機構從根本地迷失了方向，回應不了校園以及社區的文化，令很多ＦＥＳ的支持者失望，才逐漸一步一步離開。
因果概念不能互換，是非黑白不能顛倒。今天我們要求問的，並不是求神使用什麼聖經班、工作坊和訓練營，而是求神幫助我們以及機構反省自己的生命，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傳給今天的學生。我們如何看學生福音運動？我們如何看機構文化以及使命？聖靈今天又把ＦＥＳ放在什麼角色？抑或ＦＥＳ過了五十年，已經再無力承載學生福音運動？
一位中七的畢業生對我說：她參加了ＦＥＳ的活動，她看不到機構和教會有什麼分別。當她看過今天的家書後，更堅定了她的信念。ＦＥＳ是教會的伙伴，倒沒有人懷疑，但今天的ＦＥＳ應該站在什麼的角色，承擔什麼文化、推動什麼使命，倒是我們這批提問者過去三個月所堅持的問題。如果帶出問題，就等於「依靠滔滔雄辯、依靠批判」，如果集思廣益交流意見就等於「依靠人的智慧、依靠委婉的言語」，我恐怕這只會掩飾了群體的問題，掩飾了機構推動學生福音運動的無力感，更無助我們藉此機會依靠上主大能彼此建立。
「如果心聲真有療效，誰怕暴露更多。」今天群體需要反思和更新，我們也願意與學生福音運動同行，問題是，我們擔憂機構的健康，我們想作出提醒，而不是被強加罪名。
《SHALL WE TALK》副歌的最後一句是「你別怕我」。我誠意邀請ＦＥＳ的高層以及董事出來作出公開交流和交心。我們很想討論今日這位同行越十載的老朋友的問題，我們更想透過彼此了解後繼續同行，問題是，ＦＥＳ願意向我們這批提問多月的老朋友敞開心靈嗎？
後記：我陪伴那兩位病人渡過生命最後的數個月，難道我也要眼白白看著這位老朋友走進生命最後的數個月？
八月廿九日會相約聚義，詳情請看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延伸閱讀：豪仔《為ＦＥＳ贖罪》

拒絕接受維生治療

Christian Rossiter現年四十九歲，一場車禍傷脊椎而引致全身癱瘓，需要靠胃造口(gastrostomy)輸入營養奶以維持生命。他的說話能力因氣管造口術而受到影響，因四肢癱瘓，起居生活大小二便都需要別人幫忙而不能自理。
Rossister所以突然成為全世界最流行的名字，因為他最近勝出一單劃時代性的官司－－他要求護理院停止對他進行餵奶的程序，簡單而言就是拒絕食物。Rossister希望透過拒絕接受食物，來令他可以早一點去世。護理院也不敢怠慢，將此個案交由西澳洲最高法院作裁決。
結果法庭判Rossister得直，理由是Rossister作出此決定時有足夠的神智和表達能力去表達拒絕接受治療的意願。是故，護理院亦不需要就停止餵奶而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在醫院上，「安樂死」(euthanasia)又或「醫生協助自殺」(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與「拒絕維生治療」(refusal of life sustaining treamtnet)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課題。前兩者牽涉到主動奪取一個病人的生命，屬於醫生是否有權殺病人的爭議，為大部份地區的法律所禁止，亦於醫學界存在很大的倫理爭議；但後者卻是病人接受治療取向的考慮能否被尊重。「被動安樂死」這個上古的字眼，由於言詞曖昧，含意混淆，早已被棄掉不用。
「拒絕維生治療」並非如報載一樣那麼罕見，情形就好像一個神智精醒的癌症病人有權抗拒醫生的提議，停止接受抗癌的治療，這於法律以及倫理上，倒是沒有太大爭議的。近十多年的醫療倫理討論，已經接受把人工水份（吊鹽水）和人工營養（如胃飼喉餵奶）作為治療方案的一部份。既然屬於治療之一，任何一個神智清醒溝通正常的人，都有權作出拒絕。
當然一個人求死，會有很大原因。法庭會考慮病人要求停止接受治療時，有否受到藥物以及情緒疾病的影響。近來很多研究指出，把自殺計劃付諸實行者，很多時除了有潛藏的抑鬱病外，更可能受急性間歇性的情神混亂影響(delirium)，這些都會是被考慮之列。
無疑這次事件會成為後日討論安樂死的一個重要課題，但像明報一樣用上「澳洲罕允安樂死　癱漢獲准餓死」，恐怕只反映了大家對有關議題認知的深度不足。雖然有Philip Nitschke等安樂死倡議者，但安樂死在澳洲至今仍是非法的。本案例並沒有允許法律又或醫療上的安樂死，而只是強化了任何有足夠神智和溝通能力的病人，有權為自己拒絕接受維生的治療而已。
「拒絕接受維生治療」的決定能夠被充權，會否減少「安樂死」的請求，將會是今個世紀醫療、法律和宗教倫理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在醫學科技一日千里的同時，生命無疑可以被延長，但生活質素被必能夠得到提昇，「治療」本身亦可以帶來更多的痛苦。一個良好醫療制度，能夠幫助病人選擇拒絕一些違反自己心願的治療。情況就正如一個中風的病人，可以為自己選擇當有朝一日再次中風，又或患上血管性失智症而導致吞嚥困難時，是否接受插胃喉來延長生命一樣。
問題是，面對生死討論的日益深化，傳媒作為有關資訊的傳播者，作好了深化報導和討論的準備嗎？
後記：就我所知，明報其實是惟一一份報紙報導此新聞，無論如何都應該先記一功。此案例會否促使斌仔爭取用相同方法去結束自己的生命？我看過《總有一次失敗》，我相信今日的斌仔從別人的鼓勵下找到生存的意義、角色和價值，雖然他堅持人有掌握生命選擇的決定權，但除非他經歷下一次的存在危機(existential crisis)，我相信短期內他應該不會爭取「拒絕接受維生治療」。
再後記：今日的新聞因資源和讀者口味所限，不再講求深度。其實如果把這新聞做好，大可找斌仔以及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的朋友訪問，我相信一定可以把整個討論豐富。
再再後記：前兩天在自己的專欄的十月號（真不明白十月的雜誌為何要八月交稿）寫了相關議題，敬請留意。
延伸閱讀
Mayo Clinic — Living wills and advance directives for medical decisions
CNN — Australian quadriplegic granted right to starve to death
ABC — WA court allows quadriplegic man to end his life
ABC — Perth quadriplegic wins landmark right to die
Cleveland Clinics — Patient refusal of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HKU Professor [...]

驗毒感言

這幾天忙於預備醫學既PRESENTATION，未有空去理會學生驗尿驗毒的新聞，今日得知民主黨和民建聯竟然贊成驗毒，實在令人可怒也。
我個第一個反應是：要學生留小便驗毒，不如叫高官議員開左個頭驗腦。

去議題化

「去議題化」對我們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的名詞，但對新的一代，特別是成長於董建華和曾蔭權的歪理充斥倒行逆施管治下的一代，恐怕是耳熟能詳，甚至是樂在其中。
數星期前我以老鬼身份，參與一個學生宗教組織的周年會員大會和新莊諮詢會，作為老鬼，但同時作為該學校的現任學生，我盡力收起以往在學生時代發問問題時的尖銳和鋒芒。畢竟，我也知道這一代的學生和以往的不同：他們有自己的處境要考慮，他們要自己的夢去實踐，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議題要對應，他們有自己的故事要編寫；最重要是，批評太多，只會惹來反感。雖然會員大會的部份提問，明顯未夠火喉，但用我今天的尺去量度今天的學生，明顯是不合時宜。我強忍著連續三十多小時未曾睡覺的疲累，不去細問每一條問題的深度，卻去察看問題背後學生對組織的關心，以至每一個學生多年來的成長和改變，其實已經泛起甜絲絲的感覺。
新莊提出要舉辦「文化周」以及「書籍推介」，學生就追問新莊想推介甚麼文化又或書籍。可是，不知是冷氣悶焗問題引致二氧化炭上升，抑或是男女慣於不同星球語言的問題（提問者是男生，回應者是女生），追問多次也找不著重點。新莊多次提出要去推動文化，但提問者卻在追問她們想推介什麼文化時不得要領。為了解困，我於是說了一句爛ｇａｇ：
「候選主席，民建聯說自己要推動民主，民主黨也說自己要推動民主，兩者都以民主為名，但兩者對『民主』的定義和看法可謂南轅北轍呢！
「單是『性文化在教會』這議題，有人提倡自由主義，有人提倡『性去罪化』，但另一方面如明光社之流也在提借性文化，不過他們提倡貞潔文化，又或保守主義。大家都以『性文化』為名，但所說的內容倒有大不同。敢問你們打算提倡什麼文化？介紹什麼文化？抑或是提供平台，讓文化中不同向度倡議者能夠發言，而自己不作任何結論？
「容讓我再作跟進提問：你們把書籍推介看作重要的活動，你們又打算推介什麼書籍呢？」
當她們又一次把「書籍推介」的理念、行動計劃等已經印在政崗的資料再讀一次時，我又再次追問：
「容讓我轉換問題的問法，好讓我所關注的問題更見清晰：如果你和我仍然相信生命影響生命，那麼，一個學生組織推介什麼書籍，亦是對組織所持什麼生命的一個折射。你們打算向同學推介什麼書，也反映了你自己生命的方向以及狀態，以及生命本身有什麼內容。」
換來的是兩分鐘的沉默，我突然擔心，自己的問題把四朵小花嚇怕。於是我溫柔地再說：
「那倒不打緊。不如你去分享近來你個人看過什麼書，也解釋為什麼該書是否對你有所影響，你願否作出推介。我看到的問題是，大家對候選人的生命其實不太熟識。反正一小時候你們也定必順利當選，其實我們每一個提問，只是想增加對每一位候選人以及新莊的認識。從你對書本的選擇，也讓我們知道你大約會是什麼的一個人。如果最近的確沒有讀過書，又或覺得沒有什麼值得分享，倒是真的不用太勉強。其實大家還有整年的時間去學習，只要大家留意我們曾提出的問題，就可以了。」
我看到她們對問題其實毫無準備，接著是五分鐘的交頭接耳。如果用十年前的術語，這是「無貨」的表現。不過，我認為，如果學生組織同時是一個生命組織，與其花上十多分鐘去追問一些活動細節以及雨程安排，倒不如放同樣的時間去認識他們的生命，畢竟，最後吸引別人留在組織內，不是活動是否精彩，環節是否暢順，而是不同人表現出來的生命。
她們各人分享了用一分鐘來分享一本書，坦白說聽過之後我也看不太清楚她們的面目。但這又何妨呢？或許她們未能回應當初同學就文化周的提問，這我希望這條問題，能夠幫助她們能夠把問題想得更加透徹。這樣我就功德完滿，怎知道，候選主席突然來過發難：
「我認為這位提問人的問題與我們所討論的議題無關lor。我認這不是要考慮的議題lor。我認為讀什麼書和我們推介什麼書籍無關lor。」接著又是回到那些列印在政崗卻空泛非常的內容。當然我也無從在去追問她心中所想，我更無力去抵抗這些「港式懶字」所帶來的頹廢和迴避。
我的問題本想為她們提供下台階。辦什麼活動推介什麼書，如果不是在諮詢大會去傾這些問題，還待何時？這些問題折射出來，是上莊朋友的生命、態度和立場，如果不趁這個時機去問，還待何時？其實這條簡單的問題，就像你見工時被人問看什麼報紙、最近看什麼書，甚至是什麼作家一樣，根本就是「俾位你上」，讓人自由發揮。當初是她們答不到人家要推介什麼文化，推介什麼書籍，現在我拋出一條面試時一定送分的題目，還要為她們提水，解釋問題的用意，換來的，竟然是一個「去議題化」的反應－－把我的問題解格為無關痛癢甚至是與主旨無關。我除了說「天呀」外，良久不能言語。
「去議題化」是一個超高的政治手段，就是當被人家追問得口啞啞時，把別人的問題從議題中抹去，從而保護自己的「無貨」、「無知」又或「無立場」等問題免於暴露人前。「去議題化」幫助受困者重新掌握主導議題的能力，令任何一切對他不利的議題即時死亡。「去議題化」是回歸後最時尚的產物，一切「爭議」只要把「去議題化」，就立即失去發言權。最近代的例子，莫過於因為「金融風暴」而要暫時「擱置」政改的討論。一個議題可以因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原因被「去議題化」，這手法將在香港越來越流行。
「去議題化」比「轉換議題」來得更加高明，因為轉換議題後，舊有的問題仍然會留下痕跡，「去議題化」就可以令問題立即消失，從討論名單中強行移除。可是，明眼人都會知道：去議題化只不過是令議題的話語權突然死亡，卻沒有把問題挪去。問題已經會繼續存在、惡化甚至蔓延。「去議題化」有如對一個初患上癌症等待接受手術一樣的病人，著他先處理好自己的煙屎牙才去接受手術一樣，根本就是把議題的輕重重心錯置。「去議題化」，其實也是當事人逃避問題的表現而已。問題是，香港既然流行起「去議題化」，香港實在的問題也將無從處理，香港還適合人去居住嗎？

五區總辭的初步思考

恕我悲觀也恕我短視，我不相信五區總辭會帶來政際上實質的改變，我也看不到將來的數月香港會有任何的政治氣候改變，促使港人把幾乎不可能的「二零一二雙普選」成為關注的議題。
平心而論，季詩傑合乎期望的落敗，「勿當奴」的口號於七一打不響，雷曼所引爆對政府的不滿比想像之中少，其實都預示因六四廿周年所釋效出來的政治能量，已經開始無以為繼，支持泛民的民意也開始步入熊市；再加上最近股市樓市升勢所帶來的財富熱，以及臨近六十周年國慶所引發的愛國熱，任何人在這階段推行與政府對抗的口號，恐怕只是入市不得其時，最終會損手離場。泛民的朋友有那麼多彈藥去消耗嗎？
遠景無疑要談，但現實中戰略也不可以少。林忌所引發的三個提要：「錢」、「時間表」以及「泛民團結」，正正就是泛民的死結。而事實上，泛民如何說服泛民的支持者參加一場浪費公帑的政治騷？難道五子當選政府就會改變立場嗎？零三年七一有五十萬人上街，泛民不挾民氣進行逼宮，今天還有這「民氣」嗎？
而事實上，只要有其中一席輸掉，都可以被簡化理解成為「市民不支持泛民」，「市民否決雙普選」。沒有爭取「普選」的訴求，泛民的存在價值就只會歸零，泛民可曾準備好飲這苦杯？
親建制派用什麼方法對付泛民的「五區總辭」？就是不參加這次補選。當人家是衝著補選的機會來辯論政制改革時，親建制派以不參加補選，去為泛民的議題「去議程化」（容讓我膽粗粗創造一個「Deagendaization」）：拒絕派出候選人參與選舉，譴責批評泛民浪費納稅人金錢，並趁該幾個月全力催谷民生議題，並動員選民杯葛今次選擇，甚至投白票。如此行者，定必令親建制派佔據道德高地。
恕我直言，現時的客觀形勢下，我對泛民的五區總辭絕不看好。除非政局在國慶後急遽變化，否則現階段並非爆發革命的臨界點。泛民與其做場注定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政治騷，倒不如安份守己，努力陪訓新一代接班人，為二零一二的和一七年的選擇作準備－－如果泛民的人還有如此長遠非爭朝夕的眼光…
恕我悲觀也恕我短視，我不相信五區總辭會帶來政際上實質的改變，我也看不到將來的數月香港會有任何的政治氣候改變，促使港人把幾乎不可能的「二零一二雙普選」成為關注的議題。
平心而論，季詩傑合乎期望的落敗，「勿當奴」的口號於七一打不響，雷曼所引爆對政府的不滿比想像之中少，其實都預示因六四廿周年所釋效出來的政治能量，已經開始無以為繼，支持泛民的民意也開始步入熊市；再加上最近股市樓市升勢所帶來的財富熱，以及臨近六十周年國慶所引發的愛國熱，任何人在這階段推行與政府對抗的口號，恐怕只是入市不得其時，最終會損手離場。泛民的朋友有那麼多彈藥去消耗嗎？
遠景無疑要談，但現實中戰略也不可以少。林忌所引發的三個提要：「錢」、「時間表」以及「泛民團結」，正正就是泛民的死結。而事實上，泛民如何說服泛民的支持者參加一場浪費公帑的政治騷？難道五子當選政府就會改變立場嗎？零三年七一有五十萬人上街，泛民不挾民氣進行逼宮，今天還有這「民氣」嗎？
而事實上，只要有其中一席輸掉，都可以被簡化理解成為「市民不支持泛民」，「市民否決雙普選」。沒有爭取「普選」的訴求，泛民的存在價值就只會歸零，泛民可曾準備好飲這苦杯？
親建制派用什麼方法對付泛民的「五區總辭」？就是不參加這次補選。當人家是衝著補選的機會來辯論政制改革時，親建制派以不參加補選，去為泛民的議題「去議程化」（容讓我膽粗粗創造一個「Deagendaization」）：拒絕派出候選人參與選舉，譴責批評泛民浪費納稅人金錢，並趁該幾個月全力催谷民生議題，並動員選民杯葛今次選擇，甚至投白票。如此行者，定必令親建制派佔據道德高地。
恕我直言，現時的客觀形勢下，我對泛民的五區總辭絕不看好。除非政局在國慶後急遽變化，否則現階段並非爆發革命的臨界點。泛民與其做場注定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政治騷，倒不如安份守己，努力陪訓新一代接班人，為二零一二的和一七年的選擇作準備－－如果泛民的人還有如此長遠非爭朝夕的眼光…
延伸閱讀：
林忌《五區總辭公投的戰略問題》
大力灰狗《閒話一句：六》

情感死亡證

一個人過身，醫生會為他簽發醫學死亡證。對很多長期病患者家屬來說，接過死亡證某程度來說等於放下心頭大石。畢竟，他們所記掛的病人，雖然長期受疾病的煎熬，今天終可以得到釋放。
愛侶間的感情和人的生命也一樣：可以無疾而終，也可以拖拖拉拉相互虛耗；情感可以像癌症一樣逐漸消瘦，也可以像心臟病一樣突然猝死，更可以像中風後的癱瘓一樣，臥床十年卻相對無言。
當感情不再，也無從更新醫治時，分手是不能避免的終局。沒有人喜歡分手，但分手能夠讓雙方一個從新開始的機會。如果我們相信，分手的創傷會帶來個人的成長，我們就得為這已死的關係瓜葛來一個了斷。
所以我們需要情感死亡證。
感情死亡證，並非一張白紙，也不是一份文件。卻是刻在分手雙方的心田中：當中記載雙方分手的原因、時間、地點，分手的原因可以分為「致命原因」，以及「非致命但相關的重要情況」。舉個例來說：分手的致命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方有外遇，但「相關的重要情況」，就包括「溝通不足」、「性格不合」、「誤會未及處理」、「傷口未及療妥」等，就好似一個病人死於中風，但相關的病也包括糖尿、血壓高和藥物誤用等。
情感死亡證，能讓分手雙方一個自我檢討、改善成長的機會，過去的錯誤不要再犯，過往幼稚的行為能得以改正。讓分手的人能夠得以超越前往，令雙方都能夠更加成熟。
可是，情感死亡證，對於一些未曾正式分手，但實際已經分開的情侶，恐怕起不了作用：雙方感情已經死亡，但其中一方就是未能向另一方提出分手的知會，又或其中一方著力避開對方，即或當中有人已經開展新的感情；這些情況，就有如死因不明者，又或屍體不能辨認者，就得交因（感情）死因裁判官去辦理了。
開展一段感情需要緣份，維持一段感情需要毅力，結束一段感情需要勇氣。沒有人想分手，但當情感死亡證真的用得著時，就願它成為推動自己成長的動力，助你踏出新生活和新關係的第一步。
（送給正為如何分手而煩惱的朋友…）
追加的研伸閱讀：（已按作者要求取消連結）

八號風球的估錯字遊戲

請找出錯處：

（今午一時半攝於竹園某醫院飯堂外的電梯大堂…）

從自助餐趕來覆診的伯伯

等了半個悶熱的下午，終於輪到伯伯覆診。
在他未推診症房門前，我已經讀過他的抽血報告，一切正常，回顧他過去的病歷：冠心病、血壓高、糖尿病、膽固醇高，既然一切穩定，我相信我有機會三分鐘內請他離開診症室拿藥去。
年約四五十的女婿推著輪椅載他入來，我高興地對他說：「驗血報告一切正常」，他也拱著手對我說：「我也一切正常」。我循例地著他給我把脈，看看有沒有心律不正。我心中暗自忖：「一分鐘後我們便可以說再見」。
可是，在正常的脈搏襯托下，我看到一些「不正常」：他的汗衣貼了一塊「ｘｘ旅運」的貼子，於是我問：「ｘ伯，你去旅行嗎？」
「不，我去食自助餐，不過趕著來覆診而已…」
女婿解釋道：「其實工ｘ會在舉辦了敬老旅行，並於鵝頸橋某酒樓舉行自助餐，我見外父以前去得很高興，又整天嚷著留在家中很悶，於是帶他去啦…」
伯伯也插口：「很開心的：有得吃，又也有得玩，我這麼大年紀，還有什麼求呢。」
我緊緊的捉著伯伯的手，強忍那些如「心臟病人要戒口」的公式勸說，我看著伯伯以及女婿滿足的笑容，一切的政治立場又或醫學指引也得讓路－－那一刻，我真的有種衝動想致電工ｘ會，對他們的負責人說：「多謝你」。
不是麼？雖然泛民支持者每天批評左派只慬飲飲食食，不屑工ｘ會ｘ建聯等透過聯誼活動收買人心。可是，人心究竟要什麼？當泛民大聲地說沒有普選就沒有尊嚴的同時，伯伯的「尊嚴」又是從何而來？難道是遙不可及的政治議題？為什麼左派永遠擁有一定的鐵票，這些鐵票真全是「盲頭蒼蠅」嗎？對伯伯來說，真正的「真誠為香港」，就是不把他們獨留在家中，願意為他們安排文娛節目，甚至是讓他們重拾自我、重拾自信、重拾尊嚴的人。一餐自助餐，一次廉價的旅行，讓他們感受到尊重、肯定甚至是禮遇，在和諧的氣氛下，家人得以團圓，長幼能夠共席。這正正是建立「家」和「社群」的最先決條件！你又怎能怪人長期支持左派呢？
如果伯伯真的對以往的「旅程」有所不滿，又怎會就算連要覆診的日子，也要出席半天呢？難道伯伯真的是貪小便宜為食而失義？就是因為他從工ｘ會的活動中找到身份和位置，尊重和接納，所以才不怕由灣仔轉至少三程車上來我這區覆診？那位前學聯會長暨萬年議員，你明白你選區選民在想什麼嗎？
我叮囑他一句，：「那麼你玩得開心一點，平時小心飲食便可。」他帶著笑容和倦意走了。他告訴我這數個月未嘗因心臟病而絞痛，但我的心卻不知為何而忍忍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