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聯成功爭取北極有企鵝

今日民建聯成功爭取北極有企鵝，明天他們亦會成功爭取香港有恐龍！

轉載：沈旭暉《從六四20年看「外國勢力論」的10個悖論》

教授不慚為教授，寫的文章真的擲地有聲！
《從六四20年看「外國勢力論」的10個悖論》
在六四20周年，有評論認為香港今年連串悼念活動乃「外國勢力與少數港人內外策劃的結果」，或相信若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港人就不一定熱中。作為專注國際關係的港人，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和中美互動，數年前開過一門關於香港涉外關係的課，對相關邏輯略有考據，並在筆記錄下10個悖論。它們應用於上述論據，也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發表各國人權狀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被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人民。
3．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 ——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少。除了以色列、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6．根據「外國勢力論」，對付外國勢力應採取「果敢」行動，例子是柏林圍牆倒下時，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軍到場鎮壓，才引致東德倒台——這是一個悖論。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果敢鎮壓示威，同樣倒台；1990年代古巴曾爆發群眾運動，卡斯特羅沒有果敢鎮壓，容許示威人士到美國，政權反而延續至今；曾幾何時大清、沙俄的群眾運動被說成是外國第五縱隊，這些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作風，似乎也不能說不夠果敢。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否果敢」在這類命題不是一個變量。
7．根據「外國勢力論」，最有效的反擊方法還有防微杜漸，把一切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要不斷警惕國民——這是一個悖論。筆者曾修讀英國間諜學權威 Bernard Porter的滲透與反滲透課程，從箇中文獻發現，真正結構性顛覆國家的外國陰謀，不可能為一般人隨便發覺；對付此等陰謀的內部手法，更應是不聲不響的引蛇出洞。史上最極端的反外國勢力案例，針對對象多是安內而不是攘外，例如美國麥卡錫時代。天天宣傳反美、暗中反華的朝鮮，以此宣傳金家主體思想，更不待言。
8．根據「外國勢力論」，義憤填膺的論者愛向社會進言，更彷彿有大戰略要領袖採用——這是一個悖論。說得激動的，不可能不清楚其提議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落實。在《當代中國期刊》，英國學者Christopher Hughes曾發表一篇以後結構主義分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文本的discourse analysis，分析不少愛國者的論述表面上跟隨中央路線，實際是在威權政體下開拓言論平台，打覑紅旗反紅旗說別的事情﹕有些其實在批評中央不能緊貼人民，有些藉此開拓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些聯繫到微觀層面的政治生態，不一而足。
9．根據「外國勢力論」，論述主體理應是「我們」Vs「他們」，只有敵我鬥爭——這是一個悖論。在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地區，這類論述真正針對的，根據文化研究框架，其實是「你們」。假如「他們」是外國勢力，「我們」是中央路線，「你們」就是本土主義。根據這邏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港人有「你們」的原罪。在不少內地網上討論區，憤青批判外國勢力的同時，更流露對港人治港的不信任；直接表達這種不信任略為敏感，但以反外國勢力之名，則政治正確。
10．根據「外國勢力論」，愛國者發表評論警惕外國勢力，是發揮愛國熱情報國的重要平台，不可能被終止——這是一個悖論。「平民死了，就是不對」，這不但是斬釘截鐵的人本普世原則，更是規範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關係、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制度基準。假如沒有這基準，一旦愛國群眾舉行示威活動而過分激情致局面失控，令中央判斷形勢刻不容緩，使群眾被殺，他們的生命如何被保障，愛國熱情又如何被保障？
當然，外國勢力是存在的，各國政府希望拓展本國利益的訴求是真切的，但正如趙紫陽回憶錄所說，聯繫六四和外國勢力的具體證據和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也許的確「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但美國同時也不想歐盟變得富強，不斷拖歐盟後腿，這還是美國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1999年報告書開宗明義提出來的。歐盟內部、特別是「舊歐洲」成員也反美，為什麼沒有產生上述邏輯？
捍衛國家利益是沒有社會反對的，港人都希望中國當盡責任大國，「外國勢力論者」——不少是在其專門範疇研究出色、治學嚴謹、對後輩可親的前輩——的愛國熱情本身也值得尊重。但這不等於「外國勢力論」的邏輯應存在。恰恰相反，愈是希望中國強大，「在歷史的長流來看」，上述邏輯才不能捍衛國家利益，反而會延緩國家進步發展，影響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與世道人心。如何把必然存在的外國勢力納入制度框架，而不是訴諸民粹，這是所有大國的責任。
筆者曾應邀為一愛國團體舉行講座，被問及對香港與國際干預的看法。當時分享了一個從不同途徑聽過不下5、6次的故事，跟我說故事的人，都是真正的社會賢達高官顯要紫荊JP，似乎這是政圈廣泛流傳的黑色幽默。故事說，按前特首董建華的表現、對二十三條的某些推展態度、他對凝聚港人本土意識的貢獻，再聯繫他歷史上和美國與台灣的淵源，「很難相信」他不是美國特務；幸好中央英明，不但讓他腳痛，更安排他擔任政協副主席，指定他以這新身分協助促進中美關係，從而將計就計還治美國之身，通過董建華把錯誤情報傳過去，唯有當事人蒙在鼓裏。一葉知秋，沒有證據的陰謀論違反社會科學倫理，可以天馬行空得荒謬﹕根據同一邏輯，六四周年前夕這類文章適時在港出現，也可以說，未免太符合西方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警方如何計算62800人出席晚會？

我參加過無數次社會行動，就算燭光晚會也去了超過十年。今年是最擠逼、最震撼，卻也是最年青的燭光晚會。你想找一個地方站也很困難。
有說支聯會只會報大出席人數，但從不少朋友都擠不了維園來看，怎樣保守估計也至少有十萬人頭。所以，當警方公佈只有六萬二千八百人參加燭光晚會的時候，我就不禁奇怪，他們是如何計出這個數字呢？
首先，最偷懶的可能，是他們基於支聯會只有七萬支蠟燭，其中有一成人會手持兩枝蠟燭來計算，再加上有二百名警務人員也拿了一支蠟燭作紀念。當他們在天台中計算燭光數目，所以得出以下算式：
(70000 * 0.9) – 200 = 62800
第二個較為理想的做法，就是有如Laughing哥一樣的政治臥底，為紀念8964，於是將支聯會觀察到的人數減去89640，所以得出：
152440 – 89640 = 62800
但我覺得，更加合符科學方法的原因，是因為警方採用了一條硬膠方程：PLASTIC FORMULA。
出席人數 = pl/a + s (t-i)/t +c
p 為香港永遠硬膠常數，是為85000
l 指「事件」發生的月和日，在此代入64
a 為「事件」發的生年份，拿最後兩個位，在此代入89
s 為今年的年份，代入2009
t 為全體立法會議員數目，現為60
i 為有份於李卓人平反六四議案投反對票的議員數目，功能團體七人，地方選區九人，固代入16
c 為丁子霖教授所收集到六四死難者名單的數目，截至06年6月，人數為186
所以
(85000*64)/89 + 2009*(60-16)/60 + 186
= 61123.6 + 1473.3 + 186 = 62782.9
把這數目以百計作捨入，就會得出62800人次了。
警方的計算手法如此科學，大家明白了沒有？
延伸閱讀：
林忌《廿萬人迫爆維園》
Johncoal《六萬五》

六四後小感

除了感動，就是感動。
老實說，參加了十多年的燭光晚會。我是第一次見到天后站是那麼擠逼－－黑衣人和白衣人混成一片，而且，大部份都是年青人！
我已經於七點半抵達香港島－－對不起，今年人太多，真的太多，真的非常多。
我進入不了硬地球場，走往草地時也發覺全部爆滿。我的眼淚不禁流下來。
我拍拍了一位同行近十年的肢體：說：「看。」是，就算連草地也是燭光遍野。
我想不到我可以用什麼字來形容。
十五萬人，香港人再一次改寫了歷史！最重要的是，今次的人潮，並非因為支聯會又或司徒華作了什麼宣傳功夫，而是由網絡、博客、高登以及facebook所動員的！超過三分之二的參加者，年紀比我還要輕！
他們可能對《二十年》沒有任何的感動，但每當播《抗戰二十年》時，會因共嗚而手舞足蹈。
他們未必聽得明趙紫揚和丁子霖的情懷，但每當提起曾蔭權的偉論時，會咬牙切齒地說：「不代表我」。
香港的歷史，以及中國民主發展的歷史，會從今天改變。大家會記得八九六四，新一代會記起零九六四。
今年是第一次，我拿不到蠟燭，拿不到場刊。我買不到任何的紀念品和書籍，因為早已搶購一空。當然，拿不到每年派發的六四襟章。但我非常開心，而且感動。
其實，當在facebook看到那些平時不談政治的同學、同事、朋友，今天也會於名字後加上「平反六四」一字，我相信，新的一代，網絡的一代，正在改變歷史，也開始改變「紀念六四」的定義。
朋友說得好，真正叫人來六四晚會的，並非什麼民運領袖。而事實上，就算吾爾開希和柴玲今年能在香港站台，也對參加的人沒有太多改變。
今天令人走出來的，是那些「膠人膠語」，這些政治無賴喪盡天良的說話，更反證當年學生的忠實和貞誠。
今天出來的人，告訴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國家發展不能蓋過良知的呼喚。
當日，曾蔭權為他的「代表論」道歉，但這十五萬人告訴他，他也要為「發展成就蓋過屠城罪行」論作道歉。
且看，明天曾蔭權如何（不）回應。

是日國殤

是日為國殤紀念日，請大家今晚於維園點起一支燭光。

歷史青年聯盟好野

呂智偉要求為六四作出公開討論，結果卻是自己潛了水，行為令人ｏ嘴！
雖然我不認識這聯盟的成員，也不知他們的背景。但看見如此有心的年青人，我對中國的未來還未太失望！

向遺忘和冷漠說不

明晚，就是六四燭光晚會舉行的時候。
二十年，二十年了。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可以等到平反六四，公義得昭的一天？算算看，我們已經用了兩個十年。
只可惜，二十年的過去，尚未見到為政者願意放下身段，喪親的也未能公開悼念坦克下的亡魂，我們看似原地踏步，並無寸進。
再甚者，二十年來，有幾多為當權者粉墨登場粉飾太平的真小人、偽君子，把良知埋沒於火坑：他們掌控政府、掌控傳媒、掌握教育、掌控文字。他們要把血的歷史，用墨寫的謊言蓋過來。他們叫人放眼於現今虛渺的繁華，教人忘記昔日天安門的槍聲；當然，這些「改革開放」的繁華背後，其實也是用人血所建成。
所以，今年，我們有必要站出來，向這些人說不：
向陳一諤之流說不：他們著眼小是非而迴避大是非，學生的錯又豈能與政府的罪相提並論？
向呂智偉之流說不：他們顛倒事件的因果和責任的方向，是政府不願公開有關史料來個公開討論，是四二六論社論錯誤將學運定調，而非全球華人的熱心捐助導致變質。
向詹培忠之流說不：那晚發生在廣場的事，我們看得肯清楚。二十年來不同的見證人，以及天安門母親也在搜集證據，逃避的只是中國政府，以及既得利益者的良知。
向曾蔭權之流說不：國家經濟發展又豈能蓋過對公義、良知和真相的追求？香港人並非見利忘義，如果曾蔭權想代表我，請你代我們向政府爭取平反六四。
還要向更多人說不：對那些無膽在立法會參與平反六四辯論，卻一如既往投反對票的保皇黨議員說不；對那些抽起六四專題的傳媒機構說不；對一個埋沒學生認識真相和啟發良知的教育制度說不；對忘卻正義，只願為當權者按手祝福，卻無視受壓者靈魂呼叫的宗教群體說不。
二十年了，我們沒有可能期待今天的年青人，能感受到當年我們在電視螢幕前所流的淚，在街上所流的汗；但我們仍然可與他們，在公義、良知、真相這些大價值上，繼續同行。為了良心，向不公不義的人說不，是作為蟻民如我們者，最起碼能夠做的事。
明晚六四，將會風雨交加，雷電不絕。可是，人心的遺忘和冷漠，比風雨雷電更為可怕。明晚六四，讓我們以自己的雙手，守護十萬支的燭光，在中國的地土上，見證人心不死，燭光不滅。六四晚，維園見。
後記:
延伸閱讀：星屑醫生《我求祢，請給明晚一個好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