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僅如此看六四

早前我受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ＦＥＳ）之邀，分享我對六四以及國民身分的看法。我也有參與訪問稿成稿後的修定，那份定稿最能夠表達我對有關問題的立場。
可是，在最終的刊登版本，該訪問內容被大幅度的修改，把一些我認為最重要的論點以及立場刪去。在最終版本刊登前數天，我收到來自該團契的副總幹事陳錦華的「道歉信」，表明因編輯需要而將「字數及表達作出過修改」。同時他又指明對文章未段的評論，有些回應，也有些商榷之處。
我表明我本無意令ＦＥＳ感到尷尬。我亦明白並認同編輯自主的權力，只要文意並未歪曲原文的思路和立場，我本來就無可異議。但我同時要求與有關單位，就有關論點和意見，作出公開的討論，那怕是透過文字博客抑或公開辯論。可惜，至今有關方面只願意透過電話，又或親身私下對談。
被刪除的部份，主要是批評教會，以及批評香港身份角色迷失的一段，亦是我認為訪問中最能表達自己立場的一段。現登載如下，並附上連結，供各讀者參考。我亦會將被刪除的段句套紅，以示識別。
原稿
網上讀者稱他為肥醫生，熟稔的朋友叫他「肥榮」。胡金榮為前中大團契成員，沙士一年畢業。現為公立醫院醫生，以及《西九龍貧民區》的博客作者。親身認識肥醫生於四月十三日的「２０．六四」FACEBOOK GROUP分享會，當天請來肥榮與一班學生，分享的六四路，由十歲談到三十歲。
張：你在上次六四聚會中，對今天學生有什麼觀察？
胡：「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可能是今天學生最佳的寫照。畢竟六四與今天的學生相距已廿年，他們想為公義說點話、做點事，卻又不知道如何去看，心中有火苗，卻燃燒不來。六四與他們缺乏直接關係，但內心又好像覺得「唔理唔得」，那份迷茫、無助，真是今天學生的掙扎。
張：你做學生的時候，有沒有類似的矛盾、掙扎和無奈？
胡：六四時，我透過新聞得知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我還記得當年港人義憤填膺的情景。升上中學後，我想透過學習歷史去明白箇中對錯，問題就出來了。我很想問：六四事件中，甚麼是對？甚麼是錯？老師卻經常提醒我六四不是考試範圍。而後過渡期間，開始有人說六四無死過人，坦克車沒有鎮壓，甚或政府鎮壓是對的。回歸在即，「平穩過渡」成為主軸，淡化以及遺忘六四開始成為主流；昔日為死難學生痛哭的「轉呔」，後來都公開支持政府鎮壓。那些年頭，人心轉變得厲害，為了擁抱權力而變得詭詐，成為我成長時所見證的後回歸轉變。
張：看風駛履、混淆錯對、顛倒是非，是你對後過渡期香港政治氣氛的寫照。作為九十年代的畢業生，我記得當時教會以及校園團契的社關議題，多是討論港人信心的危機以及移民潮為主。你作為回歸後的大學生，這段六四路又如何走？
胡： 成年人對六四的遮遮掩掩，未因回歸而消失。這種「閃失」令人覺得不對勁。幸運地，我進入大學後能夠遇上中大團契，以及ＩＣＣＦ，在當中認識了一群同樣關心中國、關心六四的同學，讓我們能夠相互研討，甚至一起「搞事」。
張：六四觸發你以理科生的身份去研習歷史的興趣，但進入醫學院後，是甚麼推動你繼續關心六四？又是甚麼令你畢業後，就算面對繁重的工作和考試壓力，仍有心力與學生分享對六四的感想？
胡：這是優次的問題──有人於六四時死得不明不白！關心六四，其實是關心人的表現。若我們也不關心中國人，又如何談得中愛自己的國家？
張：對我來說，關心六四始於大是大非，並非由於中國人的身份。和我同年代港人一樣，中國身份比較模糊，不同於現在的國民教育。你關心六四，與你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有何關係？
胡：回歸後的學生，愛國心是由機械式地唱國歌升國旗來建立的。我的中國心始於四四的觸動，「中國人」的身份建於對國家歷劫的認識。真正的愛國，要關心國家的福祉，問國家有何錯誤要改善，問國家有何劫難要拯救。而非天天唱好，粉飾太平。
而事實上九七前，無論是民主、文化抑或經濟發展，香港都作為中國的前哨站。當年香港帶動國內改革開放，同時亦是國內民主發動的橋頭堡，就算在周星馳的電影，也見到文化人對國內貪污問題的批判。但回歸後的今天，香港失去了昔日的自信，認為自己在大中華地區的影響力不及以前──經濟就一味等待祖國透過政策打救，失去領導世界的能力；文化上我們無力再影響大陸；回歸十一年民主社會發展只有倒退。香港失去回歸前引以為傲的創造力和領導力，十年來仍未找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那種身份形同危機所帶來的迷茫、無助和不安，我稱之為「香港病」。
作為信徒，面對「香港病」，我們就更應該去問上帝對我們身為「香港人」的位份有什麼要求。上帝珍惜每個生命，但廿年前有人死得不明不白；上帝愛公義，但今天仍然充滿歪理謊言；公義憐憫是我們信仰的情操，醫治受苦者是信仰對我們的要求。今天天安門母親仍再發聲，難道教會不理睬她們的呼喚，就是虔誠的表現？六四不關自己事？難道上帝給予你火星人而非中國人的位份？
六四對今天的學生也許遙遠，但認識六四可以成為你認識中國的開始，從而尋求上帝，將會給你甚麼樣的呼召和帶領。教會如果不談六四，就算多麼標榜「關心中國」，也是枉然。認識六四真相，是中國人的責任；六四所產生的不義、傷害，是基督徒需要守望的地方。這正是香港基督徒可以盡點力量之處，關心六四並為此發聲，可能是醫治「香港病」的切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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