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應該是我

如廁後不洗手的男人…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很多男士如廁後不洗手。
這是一個嘔心的現象。無論是繁忙的商場、火車站、醫院抑或是公園，無論當時廁所座無虛席抑或門可羅雀，在短短一分鐘的上短暫相遇中，你總會發覺至少有兩三個男人，如廁後頭也不回一支箭離開，完全沒有半點意圖或企圖前往洗手盤的衝動。他們站在廁架，排走不必要的水份後，用上半秒便把拉鍊拉好，一百八十度轉身，不理自己的指頭是否沾有尿液，當然也不會考慮別人的觀感，頭也不回便離開。
我真的不明白，花十五秒洗手，就算是過過水，又有何困難？正常男人掛尿花半三十秒，難道再花十五秒也是窮奢極侈嗎？雖說正常男士的尿液應是無菌的，但始終是身體的排泄物。難道男人總是長情種，對這尚有餘溫的體液餘情未了？就算我當那些男士手法超高，滴尿不沾，但手指觸摸過自己下身，倒也應該來過簡單清潔嗎？洗手很複雜很麻煩嗎？就算沒有十五秒的洗手，五秒鐘的過水也比沒有來得好。可是，難道如廁後的男士，花五秒鐘過水，真的比尿閉更為痛苦嗎？
我沒有觀察女士如廁後洗手習慣的經驗。但一般給我的印象是，男廁總比女廁來得髒亂。我建議大學方面可以做個觀察研究，指派研究員鎮守於廁所內，去計算兩性如廁後不洗手直接離開的比例，並事後追訪那些踏出廁所門口仍未洗手的人，訪問他們的感受和回應，即直訪問他們對「如廁後要洗手」的衛生常識的認知程度，以及未能即時洗手的障礙，並將研究發表於公眾衛生醫學的期刊，（而非用作組織宣傳），我相信一定能夠造福人群，為提倡洗手共謀對策。
如廁後洗手是基本的衛生常識，教育超過了二十年，但普及程度尚未可接受。難道有一天我們要學極權國家效法進行立例，在廁所安裝攝影機，如發現沒洗手者，即要判罰款甚至「勞改」？而再犯者甚至要斬去雙手，我們才能學識這基本知識嗎？

器官捐贈的二三事

作為一名內科醫生，我們幾時會遇到潛在的器官捐贈者？最常見的兩個場合，分別在深切治療部中因交通意外因腦創傷而引致腦死亡的病人；而及在中風組中，因急症腦出血，又或腦幹中風而引致腦死亡的病人。
理論上，這些病人都會是潛在捐贈者。一般而言他們較為年輕，較少機會有長期病患，其他器官的功能尚能保存完好，本來就最適合作移植用途。可是，醫學還醫學，人情卻是另一回事。
最難面對此情此境的，永遠是病人的家屬。他們要在短時間面對病人腦死亡的事實，往往未必能夠接受事實。有些病人家屬會覺得，醫生宣佈病人腦死亡，是為了提早獲得病人的器官；有些家屬會認為，醫生為了得到病人器官，而沒有盡力去搶救病人。當然有家屬會期待奇蹟的出現；也有家屬不接受腦死等於死亡，並提出傳媒例子作反駁；更有家屬因不能接受病者死亡，而出現憤怒的哀慟反應，向傳媒又或政黨投訴指責醫院「靠害」。如果出現這些情況，就根本和他們帶出器官捐贈這議題。每年相信有近千器官，因為家屬面對病人猝逝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而因而浪費。
我認同世澤兄所言，器官捐贈聯絡主任該是世界上最難打的工。他們展示的心靈耐力實在令我們儆仰。但同一時候，因為大眾對器官捐贈以及腦死亡有所誤解（特別是香港這個非常相信「神蹟」、「奇蹟」的地方），令前線醫護人員去選擇合適的器官捐贈者時，有所投鼠忌器。很多內科以及腦外科同事，都曾經收過大大小小的投訴信，不少病人家屬早已假設醫院沒有盡全力去搶救病人。有不少人認為腦出血就一定有機會可以透過做手術來醫治。但現實是，很多時候腦出血太嚴重的病人，做手術根本對病情無助。很多時候，我們都只能透過藥物去減輕病情所帶來的辛苦，希望病者能夠安心無痛地上路。不是每一個病人家屬能夠明白現代醫學也有無奈之處。在這個動輒投訴，醫護誠信受質疑的年代，我們只能眼巴巴看著更多可以被拯救的生命失救。
因意外又或中風而突然腦死亡，固然令人婉惜。但如果能夠透過器官捐贈而遺愛人間，不但能將逝者的生命以及大愛延續，亦令更多人重建希望。問題是，當那位潛在器官捐贈者是你的家人時，你又是否能夠如此冷靜地作出這個決定？當病人家屬正要面對急性悲傷反應時，我們就只可以盡力而不能堅持。當然，我們也得去面對那些無理投訴所帶來的情緒以及公事上的麻煩。
器官捐贈的訊息，唯有靠大家努力宣揚，並將此意願向你親人告知呢。

班加羅爾之旅 1

回港過多星期，尚未適應印度和香港節奏的分別。
如果你問我，印度之旅確實不甚討好。帶著壓力去旅行永遠是苦差。但我記得數年前我去英國倫敦考專科試時，因機票關係我得先旅行後考試，那時卻沒有任何的壓力、重擔，倒能放鬆盡情地去遊覽各項古蹟。帶著一部相機，一本考試「雞精」，我就展開了倫敦自由行，一個人跟著地下鐵走遍各地，倒沒有什麼疑慮和擔心。
可是，印度之旅就完全不同。是一份說不出的抗拒，但又未至於嚴惡，令我對這個地方卻步。卻步的原因，在於我對這個城市無從掌握。我發覺自己無法放開心懷，去享受這一百小時的行程，更無法去體會一個南亞國際都會的五光十色。打從抵達機場，我已經有種不自在的感覺。並非因為海關檢查的進度緩慢，也不是因為機場的燈光實在太暗，而是我發現，我的英語，根本不能和他們作任何的溝通，那一刻我就知道：「大鑊了」。
在印度的四天，我需要參與不同的小組，當中有些是溝通技巧的訓練，也有角式扮演的時刻，雖然我的英文不太靈光，還是能應付過來。還好班加羅爾滿街都是英文的招牌，否則我會迷失在當中的繁華鬧市。
班加羅爾人口超過六百萬，人口密度比香港還要高。作為印度矽谷，周圍不是惠普英特爾等國際知名科技品牌的廠房，就是空軍機地、火箭研究院等軍事重地。打開任何一份當地雜誌，你都會看見一份要成為「南亞國際都會」的亢奮。因著發展，四處都是地盤，沙塵滾滾。空氣污染不遜珠三角地區。四處都是塞車：星期日由酒店前往醫院不需要半小時，但上班的日子可以花上個半小時。為解決此問題，當地正興建集體運輸鐵路。
可是，在簇新繁榮的背後，你仍然會見到貧窮和落後的影子。我見過有小童隨街大便，很不寫意；也有一名母親抱著一名包了布帶的小孩來向你乞錢，但布帶的「升紅傷口」卻假得很可憐。我不知道有多少農地因為發展之名而被徵收，更未有深度去過問當地貧富懸殊的情況。
但不知怎的，我真的不能接受這個城市…（待續）

家暴條例和HIV的通識題目

有牧師發表偉論，認為把保障同志加入家暴條例，會增加男妓、HIV以及AIDS，有沒有初步的醫學根據去支持？
我嘗試走入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網頁，進行簡單的資料搜集。
第一，根據CDC在二零零五年的報告，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與同性發生性關係的男子）的確佔受HIV感染男士的大多數，達百分之七十一；而該群組亦佔全體患上HIV感染者的百分之五十三。
第二，HIV的傳播風險，主要來自不安全的性行為，特別是肛交時沒有使用避孕套。現時還未清楚為什麼避孕套的使用率如此低。研究發現，對愛滋病治療過份樂觀、濫藥、網上性伴侶、缺乏對安全性行為的恆心，以及性病等都是增加危險性行為風險的原因。
第三，種族主義、恐同(Homophobia)、貧窮等都是預防HIV感染的障礙。
第四，CDC強調，雖然MSM佔HIV感染者的一個明顯比例，並非所有MSM都有感染HIV的風險。研究顯示：童年性侵犯的經歷、藥物誤用、抑鬱症以及伴侶暴力都會增加危險性行為的風險。CDC認為，有關研究有助設計適合特定MSM的愛滋病預防計劃。
第五，雖然一如而往，CDC建議「禁慾、忠誠性伴侶、以及使用安全套，ABC，A=Abstinence, B= Be Faithful, C= Condoms」作為預防性傳染病的方法，但這並非構成專門性針對MSM的建議。而事實上，類似的建議也應用於與異性發生性行為的人士。
感想／通識討論：
1. 社會的Homophobia越嚴重，對協助MSM診斷HIV，提供了怎樣的氛圍?
2. 我們要對抗的，究竟是MSM的「性行為」，抑或是MSM的「危險性行為」?
3. 伴侶暴力會增加MSM危險性行為的風險。如果家暴條例中有關同志的部份不獲通過，究竟是否變相鼓勵HIV的傳播？
4. 如果家暴條例把同志列入保障範圍，究竟會減少MSM間的HIV傳播，抑或如某牧師所言有更多的HIV或AIDS?
執筆至此，小弟懷疑，究竟是我的醫藝不專才疏學淺，找不到家暴條例和增加鴨、HIV和AIDS的論文；抑或是某牧師應該再回學堂接受再培訓？
(歡迎老師引用作教材，請註明出處便可）

遊行後記之多謝篇

香港的宗教歷史，會記著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五日。
那一天，數百名市民，大部份是網友，為著「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的旗幟，走上街頭。
作為一名普通市民，作為一名普通的參加者，首先，容讓我衷心多謝主辦遊行的負責人和各義工，他們把夢想變為事實，把呼聲化成行動。我從長沙徑一路行至花墟，有份莫名的感動：一群不同信仰、不同性傾向、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學歷以及背景的市民，可以為著同一份的感動（又或因同一的憤怒）走上街頭，過程卻可以和平、理性和自制。
而事實上，事前很多暴力的憂慮都是多餘的。遊行人士或許會有兩三句言語上的「叫囂」，但於我而言均無傷大雅。整體來說，都是非常有紀律，並且有高度的自限。在走到恩福堂前，大家選擇以靜默作無聲抗議，並在教堂行人路外的欄杆圍藍絲帶。而陳士齊博士被大會邀請誦讀以「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的《聖法蘭西斯禱文》，也獲得群眾的支持和認同。
我看到基督徒可以自由地一路讀經一路遊行，而高登網友可以高舉其改圖橫額，同志可以無懼在街頭牽手共步，學生可以高聲抗議做假回條事件，並呼叫其對教育的期望。互相尊重，共建大同。或許在網絡上大家對宗教的看法會針鋒相對，但走出街頭，那份理性、克制和包容，卻是另人尊敬，另人動容。
甚麼為指言語上的「叫囂」？在場所聽，頂多是「明光社食屎」又或「梁美芬食蕉」之類，而且也是一句起兩句止。反而我看見有人舉起橫額，要求蘇穎智道歉。我聽不到遊行人士有曾針對基督教徒，他們要求的只是信仰也需要理智思考。
我個人估計，遊行人數有四百多人。雖然負責成員有部份是社運份子，但作為以學生和網友為主，為專業為社運組織，無論從整體安排、流程以及紀律控制，在我而言均是超專業和一流的。
對於整個行動，我有很多感想，很多意見；但今晚，我真的很想對一群攪手和義工說聲：「多謝」。真的，就算大家意見、信仰和立場有所不同，我不得不由衷地多謝你們。
認識我的人知道，我很少讚人，也很少多謝人的。

寫於印度

身在印度的我，最終決定參加星期日於荔枝角的集會。可是因下午要回威爾斯上堂，恐怕未能參與全程遊行。
很多網友對今次的集會遊行有很多疑慮，而事實上，我知道很多本來同情、同意「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運動」的開明基督徒，也因部份網友於論壇所留下的激進言論，而對其活動有所保留，甚至開始離開群組。雖然主辦者多次澄清，他們的行動是反對「保守基督教派的霸權行為」，而並非針對基督教。但在該兩群組留下的言論，不少是對教徒不甚友善的。
讓我澄清我個人立場：我個人仍然相信，主辦單位的目標，是反對「保守基督教派的霸權行為」，而並非反對基督教。（當然，如果他們真的海納百川，就應該連保守基督派的言論自由，也一併保護。）我仍然相信，或許有個別參與網上討論的人，有激烈的言論，例如要求教會學校放棄辦宗教課，又或有人甚至說：「觀乎聖經的邪惡內容、教會的黑暗歷史、基督徒的惡劣行為，基督宗教應該立刻從地球上消失」，但這絕非主辦單位的原意和立場。
如何去參與這個遊行？
香港遊行悶人的地方，就是大家非常緊張自己的訴求是否會被騎劫，但大家也希望成功騎劫一個遊行又或社會運動去表達主題以外的訴求。一個好的嘉年華遊行，應該有一個明確的主題，同時亦容許與主題沒有衝突的副議題出現。副議題之間可能有彼此相斥的地方，但在主議題下雙方能夠彼此尊重各自表述，在提倡副議題的同時能夠高舉主議題。此為指成功。
還記得多年前的「DOWN DOWN WTO」嗎？主議題是對世質作出抗議，但不要忘記，遊行隊伍其實來自不同單位，有些單位的理念甚至可以是相反的，例如有些農民反對開放市場，但亦有些團體反對保護主義。如果把他們的副議題細分，兩幫準會打架。為什麼大家可以一同走完同一條路，因為大家高舉一個更大同的目標。
「七一遊行」難道沒有類似的情況嗎？我相信是有的，兩個副議題立場互相迥異的團體在同一地方遊行，但大家都相信「民主」會是大家共同的價值，亦是實踐自己團體訴求最佳的方法。
那麼，在一個「龍蛇混雜」的社會行動中，大家應該如何自處？我認為，無論你是否基督徒抑或無神論者，你是開放型的基督徒抑或是反教會分子，無論你是離教者抑或前基督徒，無論你是否同志，只要大家在反對「保守基督教派的霸權行為」的旗幟下，就可以聚集在一起。當日的主議題，不是討論基督教應否立即在地球上消失。當日的主議題，應該是如何向保守基督教派的霸權行為表達不滿。有人或許會有「Down Down 保守霸基」的口號，有人或許會用唱詩甚至背十字格的行動，我認為，只要大家認清行動的目的，並對不同參與的族群表示尊重（例如參與教徒不宜走往反教者派聖經，又或反教者不宜向當日參與的教徒挑戰），大家一同在大會呼籲下行完遊行路線就已經可以。
這幾天我在印度某一紓緩醫學醫院實習，醫院是天主教徒辦的，但卻容納不同宗教不同形式的信仰人士，每一個臨終病人有自己的信仰，而他們的信仰能夠在臨終時得以被尊重、保護和實踐。我們反對的是霸權，而並非反對宗教本身。難道在這個遊行中，不同宗教的人就不能和平共處嗎？
最後，我認為，這次行動只是反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的第一步而已。要令教會改變，惟有從教會開始。問題是，沒有這一小步，又如何能夠推動教會走一大步呢？

攝於Karunashraya, Bangalore, India, 2009-02-09
於醫院門前的靜默小亭，有代表七個不同宗教的圖案在其中。

搭飛機前的胡思亂想

每次我搭飛機外遊，就自然會出現焦慮不安的思想－－我擔心飛機會失事，我擔心飛機會被人騎劫，我擔心會有外星人登陸飛機，騎劫我們往外太空。搭飛機所帶來憂慮，比去到一個陌生的國度更為恐懼。是故每次單獨的行程，我都很遲才買機票，我很怕去面對我要搭飛機這事實。雖然我都盡量選乘最優質的航空公司，但無助和不安，都會隨起飛時間接近而越來越嚴重。
而事實上，就算這幾年我搭飛機的次數多了，也改變不了這種無助的感覺。每次在候機大堂，我都幻想自己見到飛機爆炸；坐在飛機上等候起飛的一剎，就總覺得胸口有股無形的壓力；當我的鄰座朋友可能在評頭品足空姐質素的優劣時，我卻為是否能夠安全回到地面而努力合什。
我知我享受不了「搭飛機的樂趣」。而事實上，這種搭飛機焦慮症雖未至於影響我工作的表現以及社交生活，但或多或少都會影響情緒。例如過去一個星期我根本不能集中去寫博客，又或專心一致地去閱讀學術期刊。
當然，我知道地球就算沒有肥醫生，也會繼續自轉和公轉；我也明白飛機失事的機會比交通意外還要低。如果飛機失事，由生至死很可能都只是在數分鐘的瞬間，一切就灰飛煙滅，其實不能不說得痛快。
那我還怕什麼？畢竟生死分離的一刻，什麼遺憾、後悔已經是來不及了。但一如往常搭飛機，我和家人共晉午餐，回到醫院向上司說再見，晚上和朋友吃飯。我還欠些什麼未完成？
我想，我還未曾一一地向大家道謝，容讓我與大家的生命相遇。
今天，我臨上機前一天，我專程去晒了幾張數碼相片，相片的主角是一位病人，原來這位病人是我部門其中一位醫生的小學老師。主角因末期癌症來了我的部門，竟然和那位醫生相認了，作為主診醫生，我為他們拍了幾張照片，我也榮幸能加入在其中。
我上司再三叮囑，要盡快把照片晒出來，因為今天病人看似身體正常，但明天可以突然病情惡化而離世。把相片晒出來（老人家還是愛實實在在的一張相片），對病人來說，會很有紀念價值，甚至燃亮病人生命最後一程的意義。
如果要我說最後的一句說話，我想我要多謝身邊的病人，讓我陪他們走最後一程，我可以為他們點燃生命的意義，但更重要是，他們亦豐富了我生命的意義。多謝每一位曾經給我拍過肩膀的病人，多謝每一位願意打開心窗在我面前流淚的病人，以及其家屬。如果明天，又或以後我不在世，這可能是我想說而未說的最心底說話。
看到此處，你可能會以為我發神經。無論如何，就此擱筆，看看明晚（二月七日）的班加羅爾，是否找到上網的機會…

大戰前夕，山雨欲來

你感覺到一種山雨欲來的感覺嗎？
一場大戰，一觸即發。我說的是基督教保守派以及對其不滿者的對壘。「香港反保守基督教霸權運動」於一月廿八日在網上成立，短短不足一星期，已經有過千五名員成參加。成員不乏著名的社運人士、網上反基份子、離教者、同志運動人士、高登著名留言者，最重要是有很多寂寂無名，卻因保守派基督教近年的所作所為，變得義憤填膺的普通網民。
最令人感到意外（又或鼓舞的），是網友再不只是在網上吹水而已，他們走出來一起開會，並計劃發動遊行示威，對保守派基督徒發對不滿和憤怒的聲音。這證明對霸權教徒不滿的勢力，已經成熟，並已超過一個臨界質量，準備爆發。
是什麼催生有關的憤怒難夠得以集結？事實上，對保守教會不屑的聲音，由來以久。對教會不滿的勢力，一直散佈於不同的角落，無論是宗教上（反基、離教者、前基督徒等），又或社會上（社運人士、傳媒人、同運人士）都曾於不同場合、環境以及形式，表達對有關教會的不滿。可是，因種種原因，有關勢力未曾集結過，但從不少博客文章、報章專欄作家所言，最後提昇到立法會議員的層次，對耶教保守勢力的不滿和憤怒，其實正逐漸升級。
為什麼大家對保守派教會的憤怒越來越嚴重呢？因為教會對常人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嚴重，越來越猖獗。回歸後的教會並非沒有干擾政治，董建華年代，就算董伯民意低落，教會也甘冒與民為敵之諱，公然撐特首，並為他祝福；就算是廿三條以至七一遊行，不少教會又或著名教徒也與民建聯一樣，堅定站在保皇的陣線上。只不過當時比教會更為保皇的彼彼皆是，再加上教會只是用宗教儀式（如祝福，萬人祈禱）來表達對董伯的支持，所以就算反感者眾，始終仍然未引起教外人士的不滿。
可是這幾年，香港教會或許受到布殊治下的美國教會影響，大幅度地滲入政治議題。如美國保守教會一樣，香港的教會關注的，多是與倫理道息、家庭價值以及性觀念有關的議題。本來，作為宗教團體，表達對有關議題的關注和意見實屬無可厚非。可是，保守派漸漸透過宗教儀式以外的政治手段，包括影響立法會議員的投票立場、各大小不絕於耳的聲明聯署以及遊行請願。去年立法會選舉，甚至有教父級名牧公開支持某幾位保守派的候選人。保守教會的勢力，已不再侷限於教會之內，教會要把自己的一套，從教會中強加於市民，影響大眾之勢，這半年越吹越烈。教會已經不再是宗教團體，而是變成一個政治生物。
想當年陳日君初做主教時，也不是一樣涉足政治嗎？為什麼沒有如此的反響？記得沙士後寫過一篇遊戲文章《基督教。新晉保皇黨》，刊登在《後特區啟示錄》，我從網上搜尋，竟然原來也有人曾經引用。於零四年我是如此寫道：
「一個宗教群體的生命力，在於是否能將其信念化為行動以至生命的一部分，並將之深化持行。在陳日君成為天主教主教後，無論是法輪功、居港權問題、無證兒童入學權、以至廿三條立法，都看見天主教的立場和堅持。……轉型中的天主教在陳日君的帶領下，正在社會空間上結出更宏大碩實的果子。不幸地，基督教，卻欠缺這份風景，為了爭取當權者的認同，回歸以來對社會民生疾苦不聞不問，把《聖經·舊約》的先知──對社會公義的堅持，忘記得一乾二淨。」
陳日君選擇的議題，和今日教會的議題，那一個會是耶穌選擇的議題？不是說耶穌不注重道德和家庭觀念，但他會選擇保護一個妓女的生命安危，高於在大眾當中去主持道德審判；不是說耶穌不重視安息日的規條，但他更看重是一個病人能否得救；不是說他不會與權勢同桌，但他所主動親自作客的撒該，卻是虛心渴道的人，而非像數年前教會一樣，為了得到特首歡心便辦連串活動來搖尾巴。
陳日君參與政治，獲得不少人的好評，因為就算你不同意他的立場也好，至少他也曾為一些弱勢社群說話；今日保守教會勢力的所作所行，只有霸道的足印，而缺乏人子降卑的心懷。如此種種，又怎能不教人不反感？
教會經常說世人要悔改，教會又何嘗不是要悔改的一群？可是，叫教會悔改，恐怕比撒旦上天堂更為困難－－至少撒旦還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邪惡的化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