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

29Jun08

忙。真的很忙。
這兩個星期忙得不可開交，稅單還有兩天就要提交，我卻還未找回上年度的捐獻紀錄；煤氣單忘記交一個月，但其實我已經連續兩次沒有報錶，它已過份高估我的煤氣用量；六月份原應找不同的朋友吃飯，當然最後也是不了了之；一位朋友五月結婚，但當日我未能出席，人情禮金一早已買了，到今天仍然未寄出。
七月開始，就要回到貧民區醫院工作。離開公主醫院，世界大了，視野廣了，眼界也廣闊了，人也開朗了不少。在公主醫院，我只是一名過客，但回到貧民區醫院，就是自己的主場，身份不同，責任也不同。那種壓力，實在不能言喻。
昨晚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分享會還可算是成功。我一直分享，一邊聽著從揚聲器傳來自己的聲音，發現原來我很久沒有對著咪高峰了，我的聲線變得比從前柔弱無力，我感覺到自己累了，也知道自己的熱誠，可能只是「格硬谷出黎」，虛火而已。這些都是休息的信號。
看看下一個月的夜晚當宵當值的時間表，感到非常害怕：一個月中有兩個星期日要當值，連續十三天都要上班，（又或連續二十天只有一天假期），我熱愛工作，但我真的感到無助與乏力。
希望我快些渡過「忙亂」的日子，能夠重新執起筆桿。我等待的，正是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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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勢好明顯減少左一ｄ

25Jun08

八號風球除下，改掛三號風球，亞視新聞的譚彩雲，十二點半在尖沙咀碼頭外進行直播新聞報導，說了一句說話：「改掛後三號風球後，風勢好明顯減少左一ｄ。」
甚麼為指「好明顯減少左一ｄ」，既然只是「減少左一ｄ」，又怎會是「好明顯」，我在猜想記者這句說話，究竟是有心抑或無意，因為這句評論，背後其實可能蘊藏一個好重要的醫療統計學的大道理。
「好明顯減少左一ｄ」，英文就是「small but significant decrease」，significant者，一般而言指兩者所造成的分別是由於隨機發生的可能性是少於百分之五，，亦即是統計學式的p<0.05。當然，對一些精細的計算，p值的要求越低越好。
舉一個例子，如果有一個實驗去比較一隻醫治血壓的藥物，證明比傳統藥物能夠減少血壓多1mmHg，如果統計學上證實這實驗結果隨機出現的或現率低於百分之五，我們就可以說這隻藥對血壓有「small but significant decrease」，當然大家都知道，血壓減少1mmHg，對病情根本沒有實質的意義。
問題就是，儀器固然可以測量風勢的強度，但究竟一位女記者的血肉之軀．對戶外風勢的敏感度究竟是幾多，一般血壓計可以分辨1mmHg的血壓分別，家用溫度計可分別0.1度的溫度分別，那麼一位女記者可以分辨的風勢究竟是多少？究竟她感覺到的分別，在統計學上是不是「好明顯」，抑或只是一次「隨機分生的事件」？這有待專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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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

23Jun08

無錯，因為當晚我會有份分享
四川地震發生至今超過一個月，心靈的餘震恐怕仍然未曾停下來。
究竟災難過後，渺少的人類可以如何回應？
兩位平凡的香港年青男子，一頓於六四晚會前閒聊的晚餐，引發一次鹵莽之旅，從香港出發，避過百年一遇的黑雨，深入成都、都江堰、綿竹以及漢旺鎮。一場沒有預備的旅程，卻引發更多豐富的思考。由六四當晚決定的六十四小時難忘之旅，箇中感受與得著，願與你一同分享。
日期：零八年六月廿八日
時間：晚上八時至九時半
地點：西區福音堂－堅尼地城卑路乍街3號大新閣3樓
前往方法：
１．於旺角弼街(新世紀廣場和始創中心中間）乘紅色西隧小巴往西環，過了西隧後在西寶城下車，車程約20分鐘
２．中環地鐵站置地廣場側或上環地鐵站A1出口乘任何往堅尼地城巴士（如1, 5, 5B, 10)，在西寶城附近下車
分享：
阿公，遊走跨國企業之間，走遍亞非各國的世界工廠後花園，為人權把脈，為真理揚聲
肥榮，治療肉體為名，向建制開刀為實，狙擊號稱「神愛世人」卻「真誠騙香港」的癌腫群體。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郵grandpag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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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教會既男人會多d患抑鬱症? 3

22Jun08

成長階段，見證了不少昔日的信教的朋友患上精神疾病，也見證了他們離開教會的一刻，而自己也因種種的原因離開了教會，但有趣的是，縱然我離開了教會，但我也偶爾在經濟上支持關注精神病康復者的基督教機構。
精神病患與返教會以及信仰狀態的關係，其實非常曖昧。教會傳道人最愛吹棒的，是什麼弟兄什麼姊妹患了什麼精神病，但來到某教會聚會並信主後，性格有所改變，心靈更為開放，連病徵也減少了，自殺念頭少了，人也開朗了。隨之而來的一句便是「感謝主」。當然，傳道人不會向你提該肢體正在接受什麼治療，更不會提出藥物治療對疾病的效果。榮耀頌讚，當然是歸給上帝而非醫生、藥物甚至帶病的教友本身。
當牧師傳道人滔滔不絕地講述這些「見證」時，他們當然絕口不提那些原教友患上精神疾病後黯然離開的故事，更不會向你提那些患病後返教會的人所面對的更大傷害。
我當然並非看輕照顧精神病患者的作用。而事實上，理想的教會理應建立一個互相包容並支持的群體，在一個正面相互支持的環境下，病者理應有更多的進步空間。可是，大部份教會的群體，與提供麻雀耍樂的聯誼會沒有兩樣。教會群體內的單單打打爾虞我詐，令不少患病的肢體受到極大的傷害，有更多最後離開了信仰。可是這批人一向會被標籤為「有問題」：「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問題才離開教會，與我／教會無尤。」
要認真研究精神健康與信仰狀況的關係，本身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因為大部份的研究只能顯示兩者的關連，而未能去引證因果。而「信仰」所包括的東西實在太多，究竟是信念本身，抑或是祈禱讀經行為，抑或是聚會之中的群眾關係，對精神健康帶來改變？這實在需要非常精細的研究才能去說明。否則，任何過早的推論，都是不帶科學成份的。
教會只愛拿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研究數據加以利用，如宣傳「自幼恆常返教會的女性，比長大後不再返教會的女性，會有較少焦慮症以及酒精濫用」。這看似因為返了教會，所以就少了人患上這些疾病，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會不會是因為教會關顧不力，當這些女性患上這些疾病時得不到適當的接納包容以及支援，所以便要離開教會？
而同一時間，教會又會如何面對對其不利的研究數據？為什麼自幼恆常返教會的男士，會比長大後無再返的男士，會有更多人患上抑鬱症？教會卻會在此自吹自擂：因為教會有愛，所以令這些有抑鬱症的病人走出精神的困鎖。
這些研究始終有局限：返教會的頻繁程度其實與信仰生活的「堅／流」沒有關係。我倒有興趣的是，究竟教會如何接待患上精神疾病的教友。有些教友患上精神疾病後，不為所屬的群體、教會所接納，最終黯然離開。教會又是否曾經關注這些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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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教會既男人會多d患抑鬱症? 2

20Jun08

作者設計這研究的原意，是想看看究竟患上部份精神疾病的機會，會不會因為宗教信仰投入程度而有所改變，特別是如果信仰參與程度在成長過程中曾經改變的話，究竟會否改變患上精神疾病的風險。
這個研究發現，那些成年後改變宗教習慣的女士，患上焦慮症以及酗酒的機會較高；相反，那些成年後才改變宗教習慣的男士，卻比自幼返教會的男士，患上抑鬱症的機會較低。
早前曾有研究指出宗教行為所帶來的群體生活，會減低焦慮症以及酒精濫用的機率，甚至會減輕患者的病徵。可是，這研究特別之處，在於首次發現原來自幼有穩定活躍教會生活的男士，患上抑鬱症的風險原來較高。如何去理解這些結果呢？
有學者提出假說，認為改變宗教生動活躍程度，本身可能心理壓力的一個指標。宗教生活與精神健的關係可以用一個「Ｕ」字來形容。Catherine Ross發現沒有宗教信仰，以及擁有強烈宗教感的人，其抑鬱以及焦慮的病徵分數會較低，反而是那些會返教會但信念薄弱的人，其病徵分數會較嚴重。Ross認為如果人對一個群體／機構有所委身，不論這群體／機構是否有宗教性，委身這個行為會帶來保護作用。
當然，宗教生活以及精神健康的因果關係很難去判定。有可能那些返開教會的女士，因著其精神疾病的發展而離開了教會，而那些患上抑鬱症的男士，如果他們之前返開教會，他們會繼續保持這種宗教活動。
有研究指出負面情緒處理的人，會把解決問題的責任推給上帝，這些人會有較多焦慮、抑鬱以及其他心二理上的創傷。教會生活之中，有些人常愛對別人諸多批判又或要求，這些負面的社交生活會增加抑鬱症的病徵。
當然，正如作者所言，進一步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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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教會既男人會多d患抑鬱症? 1

18Jun08

豪仔所引《今日基督教》的報導，其實來自一份名為Religious activity and lifetime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的學術論文，於今年一月刊登在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社會精神病學與精神病流行病學》的論文。這項研究是由兩位分別來自哈佛醫學院以及天普大學的博士所撰寫。
一直以來有很多研究討論宗教生活以及精神健康的關係。有研究指出，帶有有社群宗教生活的人會有較少機會患上抑鬱症、焦慮症以及藥物濫用；亦有研究指兇精神病患者之中，有越多宗教生活的人，病情的嚴重性就會較少。但以上的研究有一定限制，例如未能就研究對象的宗教活動程度進行分析，而人的一生之中，宗教活動的活躍程度亦會有變化。於是乎作者想透過此研究，去比較被研究對象的宗教生活改變程度，是否與患上精神病有關係，並去分析性別分野在此問題的影響。
研究員先找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六年於羅德島的產育紀錄，在四千一百四十次分娩之上，最後成功找回一千零二十四名昔日的嬰兒－－亦即是今天的成年人。其中七百二十人成功受訪，而其中七百一十八人的資料能夠用以作為分析。受訪者會根據ＤＳＭ－ＩＶ的精神診斷根據去評估是否患上精神病。至於宗教活動活躍的情度，調查員會問受訪者是否有前往教堂又或廟宇參與敬拜活動，如果有的時候，是偶以為之抑或經精參與。除了現時的宗教活躍程度以外，受訪者亦會被問及其成長階段的宗教活躍程度，從而去分析當中是否有所改變。
受訪者的年齡由三十至三十九歲不等，約六成為男性。其中百分之四十三被訪者聲稱現時有參與宗教活動。其中六成二為天主教徒而三成四為新教徒。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符合抑鬱症的診斷，女士比男士有更多的焦慮症以及抑鬱症。那些宗教行為活躍的人有較少的焦慮症以及濫用酒精的情況。
但當研究員再將數據分析，就發現「返教會」的行為本身與精神疾病發生的多寡，在統計學上沒有任何關係。但如果把兩個性別的數據分開分析，就會有一些有趣的分別。
對於女性來說，那批現時沒有返教會的人，會有更高風險患上焦慮症又或酒精濫用，這情況並不發生在男士身上。而事實上，那些現時沒有宗教活動的男士，比現時正返教會的男士有較低風險患上抑鬱症。
輪到比較兒時以及成人宗教生活分別和改變的部份，研究發現受訪女士之中，有百分之五十四，即一百五十人的宗教活躍情度有所改變，其中九人返多了教會，一百四十一人返少了教會。這批在其成長過程之中改變宗教活動參與頻繁程度的女士，原來比那些從兒時便活躍返教會的人，有多接近一倍符合焦慮症以及濫用酒精的診斷標準。對於男士來說，情況剛好相反，那些經常返教會的男士比改變宗教活躍程度（接近九成半是無再返教會）的男士有更多機會患上抑鬱症，雖然在統計學上未有顯著差異。
研究員再按教育程度、年齡數歲、種族、婚姻狀況等因素再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１．曾經改變返教會頻密情度的女士，患上焦慮症以及酒精濫用的風險是自幼便恆常返教會的女士的2.71倍和1.97倍，但得到抑鬱症的機會則沒有統計學上的分別；
２．自幼自今經常返教會的女士與從不返教會的女士，在患上以上精神疾病的風險沒有分別；
３．曾經改變返教會頻密情度的男士，比那些自幼便恆常返教會的男士，少一半的可能性患上抑鬱症，但酒精濫用以及焦慮症的機會，則沒有統計學上的分別。
譯住這麼多先，明天再就此論文作更進深的討論。
論文可於這兒下載
Joanna Maselko, Stephen Buka. Religious activity and lifetime prevalence of psychatric disorder.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8 Volume 43, Number 1 P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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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下的愛國人士雙重標準

16Jun08

釣魚台再起風雲，但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傳媒對此事著墨不多。之前不少輿論信誓旦旦的要捍衛中國的國土完整，於是對西藏以及新彊的獨立份子口誅筆攻，讚賞解放軍的做法。
但今天當釣魚台切切實實地被日本實際地控制的時候，中共政府不哼一聲，解防軍依然沒有半點動靜的同時，傳媒卻從不指責中共保釣不力，大家的矛頭卻指向馬英九的台灣政府是否軟弱無力，沒有一支筆敢去批評中共政府的沉默。
中國不是得一個嗎？為什麼保護釣魚台的責任竟不是落在解放軍而是在台灣士兵的身上？為什麼兩岸直航所引起潛在的「撇二奶潮」的新聞竟然會比悠關國家領土完整的新聞更為重要？那份自稱公信力第一的知識份子大報更用強硬的語氣來批評台灣「無能」，卻用中一個非常中性的字眼「無為」來形容大陸政府，對台北政府大加鞭撻，對北京政府卻只是好言相向。難道保護釣魚台是台北而非北京的責任嗎？
我以為這只是口說愛國實質愛錢的大報所為，於是我翻開兩份知名忠誠（又或愚忠）的愛國報章一看，簡直就是不得了！難道釣魚台只屬於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連大公報所用的字眼，竟然是「台日釣魚島事件」，把「台灣」與「日本」並排列出，究竟是表明大公報承認台灣有如日本一樣是一個政治實體，甚至是一個國家嗎？打開文匯報的社評，討論的竟然是越南金融危機以及父親產假的倡議，我在網上文匯報六月十六日的版面中，在要聞版中才找到「11台人赴釣島宣主權」一篇一千字也不足的報導，隻字不提中共的反應！在文匯報的評論版，你只會見到有人繼續責罵莎郎史東為「人渣」，卻沒有愛國人士為釣魚台問題撰文半句。這究竟是什麼世界？
一個經常把「反對別人分裂祖國」的國家，只慬打壓境內的異見人士並將之標籤為「分裂份子」，卻連屬於自己的一個小島成為別人政治磨心時也不敢哼一句聲，這種雙重標準，其實是懦夫的行為。對於在西藏問題就張牙舞爪助威納喊，在釣魚台問題上就變成縮頭烏龜甚至自我毒啞的「堅持領土完整的愛國人士」，我就明白為什麼中國一直成為別人看不起甚至欺負的對象。
我建議，有心人應該前往中聯辦抗議保釣不力，又應該走到愛國報章以及第一大黨總部抗議，批評這些愛國人士的怯懦以及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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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5.12四川地震新聞背後圖片展

16Jun08

一班新聞工作者在觀塘apm商場，搞了一個新聞背後的圖片展，其實展覽星期四已經開始，展期會至6月22日，會移師上apm一樓，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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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四晚會引發的連線問題

15Jun08

六月的心情與天氣一樣，不是狂風暴雨，就是悶熱閉侷，缺乏一點涼風的生氣，是故一直未有繼續撰寫「六四」以及「四川遊」所引發的思緒。我希望，今日去談有關「六四」感受，還未算太遲。
有人說，「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的人數」這議題其實不值一提，我們不可以用人數去代表活動的意義和價值。對於這立場，我僅部份認同。無疑六四燭光晚會有四萬八千人抑或四百八十人參加，都不會改變六四對我生命的影響，可是，六四晚會參加人數，始終是民意溫度計的一種。而且，公開地高舉燭光，重點是告訴世界，亦告訴當年的屠夫以及今日的當權者，特別是這麼多年來的騎牆派政治既得利益者，還有一定數目有良知的人是會堅持下去的。這股力量有多大，可以反映民心的變向。所以人數在某個程度上仍然是有意義的。
我觀察到最近幾年多了年青人出席六四晚會。這些年青人不像我們，對六四有實時的感想，很多都是因為中學老師又或大學同學的「薰陶」下，想來對六四事件的真相看過究竟。這批學生不像我們對六四事件有個人的第一身情感反應，六四發生時他們可能連幼稚園也未畢業，有些更不諱言說六四對他們來說只是「歷史事件名詞」的一部份。
我相信，除了某一兩個學生團體仍然將六四成為他們的關注議題外，一定還有一批沒有組織的老師，自發地在學校對學生進行（地下的）六四教育。如何可以將這批老師連線起來，成為一個網絡，甚至一個力量？如何可以深化又或改進「六四」教育？特別是現在通識教育的年代？如何可以支援這群老師？我相信今日有些二三四十世代的人，深受昔日六四的影響而改變了他們的生命，這些人的故事是否可以傳達至今日的學生呢？
想得太多，吹水味重，抱歉非常。但如果我們相信薪火相傳，我就相信絕非找一兩個年青人陪陪華叔傳火炬，又或找兩個年青人學大人一樣激昂演講就算。不知有沒有老師可以分享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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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聚源中學豆腐渣學校實紀

12Jun08

攝於零八年六月八日，請注意片段中被踢的是學校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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