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瞞奇想

（一）傳媒很喜歡動軋用上「政府隱瞞事故」，來批評疾病發佈又或醫療事故的處理手法。如果要把香港公立醫院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全部都要登報，恐怖每日的報紙內文一定厚過電話簿。每天死因不明的病例都不勝數，難道全部都要向傳媒呈報？這是一個不設實際的要求。而事實上，死因庭每天都召開很多死因不明病例的死因聆訊，有幾多是傳媒會報導的？死因聆訊本身是公開的，有很多和公共衛生以及社會運作有關的判決以及法庭觀點，傳媒卻多不屑理會，傳媒又是否有份向讀者隱瞞有關案例呢。
「隱瞞」是一個無法辯解的罪名，彷彿你要做到收到消息後要即時發放，才能避開嫌疑。在實際的運作中，除了「必須呈報的傳染病」外，其實醫生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力向當局上呈其他疾病個案。醫生有責任為病人保護其私隱，包括其死亡的原因。嚴格來說，如果病人要求我們將其死因保密，只要他們所患的並非「需呈報的傳染病」，我們就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政府衛生當局。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傳媒竟然可以得知死亡病童的個人資料。
在這個透明世界，別人的私隱，包括病歷，早已經成為我們訂閱的知訊。一個社會如果選擇並形同向此方向發展，我們只有無奈地接受。問題是，資訊多了，卻發展不出更成熟更有智慧的腦袋，這就是我們香港人的悲歌。
（二）
天文台發表一篇論文，引外國的數據指出，香港數十年後寒冬的日子會趨向零。
一眾網友立時炮轟，評擊天文台長製造恐慌，卻無人去問，究竟傳媒報導的時候，又有幾多誤解甚至曲解當中的說話。
我又在此想，如果天文台發表該篇論文，卻不進行記招，會否被傳媒提出指責：「天文台隱瞞惡耗，香港十年後再無冬天」等標題呢？
（三）
傳媒有炮彈去轟炸醫管局以及天文台，證明我們的政府還是多麼的弱勢。
問題是，中共鎮壓西藏，並進行資訊封鎖，一切只有中共一面之詞。無論是公信力報、方向抑或星球報，卻沒有一份有「吉士」勇氣去質疑甚至指責中共「隱瞞」事實的真相，只有單方面報導官方消息，更沒有一份報紙公開譴責暫停批准外國人入西藏這變相新聞封鎖的做法。
求真，對一些傳媒來說，只是一個口號。問題是，當讀者以及觀眾的質素未能提高，又有誰去拆清他們的西洋鏡？

幾時全港兒童主日學停課？

整個城市為流感而感到不平安，過百萬的家長為流感會否影響子女而感到不安，平時風光明媚的日子常四處喊著要施予平安祝福給世人的教徒，此時一個二個帶上口罩，默不作聲，甚至龜縮一旁。教會和世人一同呼吸帶有病毒的空氣？除了屁言，還是屁言。在風和日麗的日子，你們會見到他們四處佈述平安祝福，在有難的日子就得看議題有沒有「福音位」可以攝，如果像沙士又或南亞海潚有位可攝，他們就只會責難那些未信的人的「罪」是導致災難的源頭，無位可攝者，就會自摺教會的四面牆，看不到四處的恐慌與困境。
縱然我覺得今次香港人對流感的恐慌有點非理性，但非理性的恐慌卻無損當中的真實。教會作為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的和平之子，平時無風無浪就高調非常，現在卻又給大家甚麼的平安恩言？那些平日佈道會的名星級醫生講員，在非理性恐慌充斥的日子，可否藉其影響力以及知名度，澄清事情，又或指引大家應該走什麼的方向？抑或是，信仰見證從來只是風和日麗的日子在佈道會講，而不是用來打真軍的麼？
既然全港教會此時此刻扮純情扮沉默，那也罷了。可是，教會本身也不能免疫於流感高峰期。愛搞棟篤笑的林以諾牧師，因患上感冒而要取消日前的講座。教會作為人流聚集的地方，也是流感交叉感染的溫床，我們不得不對這個計時炸彈提高警覺。
教會四面牆的層面，教會應該主動為參與聚會的朋友提供口罩，亦要鼓勵聚會者勤多洗手，亦可提供特別房間又或較通風位置給予有呼吸道病徵的朋友參與聚會（教會無權去禁止有病的人參與聚會）。教會可以更主動關心有病的會友以及其家人。畢竟，有病的人的身心特別需要支援。
可是，教會可以做的，其實是四面牆以外的事，主動的說，教會可以考慮主動派發口罩以及洗手酒精給鄰舍，特別是貧窮的社區。深水埗、大角咀、天水圍以及觀塘等舊區的教會網絡，可以集合在一起，向貧窮人作身體檢查，又或派發流感健康包。畢竟，原來長沙灣區的口罩，一個都可以炒至超過一元了。
被動的層面，教會應該考慮跟隨政府的安排，於兒童主日學停課，又或以呼吸清新空氣的戶外活動作為代替。不過，不少看重「人口」、「聚會數字」，以為多人返就是上帝祝福的教會，自然會宣傳「上主同在就不怕流感」的敢死口號，實情，是怕聚會人數減少以及家長不滿（很多返教會的家長把兒童主日學看作免費托兒所），畢竟，「向人數看」的教會總得看這些「主顧」的面色。
全港最大教會之一的播道會恩福堂已經宣佈主日學停課，全港主日學停課，又待何時？

從所謂超級爆發說起

我認同星屑醫生的立場，「超級爆發事件」這個不準確的翻譯，令市民背負太多不必要的情緒。我個人亦傾向將「super-spreading events」譯作「超級傳播」又或「超級散佈」，這兩個字眼均為國內以及台灣地區學術文獻的正式用字。另一個曾被用作的譯法為「超級群體感染事件」。這些字眼一來較忠實地翻譯了「super」和「spreading」兩個字，二來，讓爆發這個字眼，還給「outbreak」，本身亦是可取的做法，因為在氣候學上，「super outbreak」本身是指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發生在美國龍捲風爆發，當日一個有一百四十八個龍捲風爆發。基於現時流感數據指出病發頻率和去年相約，我相信袁國勇教援並非有心借該次世紀性龍捲風暴災難來形容今次流感高峰期吧。
學者慣了使用自己才明白的術語去溝通，但當他們去公眾解說時，卻無視接收的一方未必明白他們所表達的意思。而事實上，在記者質素每況愈下的年代，學者們更不能指靠記者能夠有效地傳達你的意思以及意念。這個年代我們需要更多學者就入社群之中為大眾講解社會事件發展的成因，選詞用字，以及清楚解釋所用字眼就變得非常重要，亦是有效傳意的其中一環。學者們不是中國的領導人，我們那些由細到大只慬抄抄抄的記者朋友，不會再去深究你所說的一字一詞，如何達致有效傳意，就變得極為重要，否則，更多的資訊，可能會帶來更多的災難。
甚麼是「super-spreading events」？這是一個沙士後才創立的流行病學字眼。「super-spreading patient」這個概念為中大和港大的內科外籍醫學教授所創立，當時指一個源頭病人最終將病毒散播往全世界，最終導致超過三百個淘大花園居民以及超過六十個新加坡居民染病；當年的研究亦指出，新加波頭二百零一宗疑似沙士病例，有一百零三個病人的染病來源是只來自五個源頭病人。在零三年至零五年間，「super-spreading events」是用來形容一個源頭病人直接感染大量人的案例。
http://origin.cdc.gov/ncidod/EID/vol9no9/pdfs/03-0366.pdf
沙士在當時是一項新事物，新研究以及新學術字眼層出不窮。但問題是，很多傳染病本身都可以感染大量人群，究竟感染幾多個人，才算是「super-spreading events」？學術研究需要一個能夠互相比較的定義。當年有北京學者研究沙士時將「super-spreading events」定義為一個源頭病人感染八個病人。但由於開頭「super-spreading events」只是用來形容沙士，大家所指的都只是那幾宗特定的集體感染病例。
我真的不知道，中國人是否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不擅長去為事物作出定義。由於中國和香港為沙士的重災區，有大量來自中國以及香港的醫學文獻，都會引用「super spreading events」這個字眼，但就從來無人去介定這個字眼的定義。沙士為一新發現的傳染病，但如果有其他疾病，其源頭病人的傳染度比沙士更為多，是否也可以稱為「super spreading events」？怎樣去解釋這些群體感染事件，是出於隨機發生，抑或是不尋常的事件？
於是乎，由美國加州大學的環境科學以及數學學者，分別是Lloyd-Smith JO, Schreiber SJ, Kopp PE以及Getz WM，提出以統計學的方法，為「super spreading events」作出定義。
簡單而言，任何一個人患上傳染病，都有機會傳給一定數量的人。這個數值被稱為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代號為R0。中文譯作「基本傳染數」，又或「基本傳染比率」。
當R0少於一的時候，即每名源頭病人會傳給少於一個人，理論上，那傳染病會慢慢消失；而RO大過一的時候，即代表該傳染病正在蔓延。當傳染病開始爆發的時候，R0會是一個大於一的數目，但隨著該群體開始對疾病產生抵抗力，又或源頭病人死亡而無力傳染其他人的時候，R0就會慢慢下降。
每年流感都會經歷高峰期，其R0數值會大於一，隨著群體抵抗力增加，又或染病者（源頭）數目減少，R0就會慢慢減倒至細過一，最後就只會有零星的個案。
很多傳染病都會經過「高峰期」這個階段，每年的R0時高時低，那麼R0要幾多才可以達到「超級傳播事件」呢？根據Lloyd-Smith的定義，我們需要借助統計學的幫助。統計學上，我們會用POISSON DISTRIBUTION 來分析隨機事件的平均發生。如果今年高峰期的R0值分佈高於POISSON DISTRIBUTION的99TH PERCENTILE，那就會被定義為「超級爆發事件」，源頭感柒別人數目之多，並非純粹能用「隨機發生」來解釋。
所以，這是一個統計學的字眼，卻相信是大部份傳媒人士以及公眾未能夠掌握的醫療統計學定義。現在Super spreading event的應用範圍已被引申至西尼羅河病毒症(west nile virus)、Q型熱(q-fever)以及手足口病，並非僅限於沙士了。
寫了千多字，你對這個人云亦云的「超級爆發」多了一些明白嗎？當大家為「超級爆發」這四個字恐慌不已的時候，大家知道自己恐慌的是什麼嗎？你又知道那群專家小組關心的是什麼嗎？那些專家關心你是否明白這些字眼嗎？那些傳媒關心你明白這些字眼嗎？那些傳媒報導袁教授說話的時候，除了搬字過紙之外，究竟有否明白他所說的代表什麼嗎？如果記者朋友不明白，標榜「求真」的傳媒，又有沒有盡力去發掘字眼的真相，為讀者觀眾說過明白嗎？這群記者報導的時候，知道自己正在說些、寫些什麼嗎？
後記：近十年的醫學訓練，開始強調溝通技巧的重要性，如果用簡明的字眼令病人以及公眾明白醫療知識，是這十年來必須兼顧的課題。這些每日都會面對傳媒面對公眾，而月薪高達二三十萬的教授、系主任以及主管，有需要去接受再培訓嗎？

醫療信息傳意

正如我早前強調，今次流感高峰期首要處理的是恐慌，而不是流感本身。根據前線基層醫護人員，特別是社區診所工作的朋友經驗，以及政府一直公佈的數據，今年的流感數量暫時與往年未有任何分別。這一點，星屑醫生倒應該是最明白不過的。
如果你有聽足周一嶽局長的宣佈，又假設如果你的聆聽理解能力合格的話，你應該會收到當中的重點信息－－停課是一個行政決定，目的是回應家長對流感高峰期的憂慮，同時讓學校有時間進行清潔。
即是說，停課的決定不是一個醫學的決定，而是一個政治的考慮，目的是為了紓援恐慌，停課針對的的不是流行性感冒爆發，而是「流行性恐慌爆發」。全港小學提早停課，讓家長早已發了的神經得以舒解，未必是一件壞事。
可是，選擇晚上九時三十分向各大傳媒發採訪通知書，並於晚上十時開記者會，在傳媒公關上是最失敗的做法。由於市民以及傳媒未有足夠空間和時間去消化有關信息，勢必引起更大的恐慌以及憂慮。
老一代的醫生訓練，從來都不提及醫學信息的有效傳達，經常聽到不少病人因此而嚇個半死，醫療政策的官員，同樣犯上這個錯誤。
第一，倉卒地選擇晚上十時去發佈這個消息，給市民一個非常感覺，這是一個非常緊急的決定，甚至上學會構成即時的生命危險。全香港千多間中小學，每天確診爆發的學校數目為兩三間，疑似的將維持二十間。故妥善的做法，是於上課時間宣佈第二天開始停課，同時派發有關流感的指引，校方以及老師（以及家長）亦可有更多時間為停課進行安排。政府有整個辦公時間讓市民消化有關的信息，並於晚上再舉行記者會對市民這幾小時的疑慮進行澄清以及回應，倒會更事半功倍。
筆者執筆這一刻，相信不少報章要進行即時改版。你可以估計，如此倉卒但沒有緊急需要的決定，明天必定會成為報章頭條，而評價都一定是負面的。只要來一個「周一嶽驚死終於肯停課」，已經可以把恐慌增加，使政府形象更負面。
第二，袁國勇、曾浩輝等專家人馬向公眾表明早前死亡的三歲女童何寶宜發現染上H3流感，而死亡的七歲男童羅浩明則染上H1流感，全部都沒有禽流感。
我們關注的，並非他們有否患上流感，而是他們腦炎的原因是否因為「流感腦炎／腦病 INFLUENZA ENCEPHALITIS/ ENCEPHALOPATHY」。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英國諾定咸曾經爆發甲型（England/427/88 (H3N2)以及aiwan/1/86 (H1N1)）流感，當時有文獻報導，兩名小童患上在出現呼吸道病徵後三日內引發腦炎，並在四十八小時內昏迷。流感是已知導致腦炎的原因，問題是，這是否今次兒童的死因，大家還在等答案。正如我所說，據估計每年有四五十宗兒童腦炎的情況，有更多比流感腦炎更罕見的個案也曾發生過，只不過不為公眾以及傳媒所知。民眾恐慌的原因，是擔心流感令兒童致命，政府理應搜集過去數年兒童腦炎致死以及兒童流感致死的數據，讓公眾有所比較。
我認同在最前線的星屑醫生所言，現階段流感「今次流感潮的主要針對目標似乎主要是小童，成人當中則未見有很明顯的大規模感染跡象。當然很多人都病倒了確是實情，然而這本來就是每年二三月間的普遍情況」，不少基層醫生亦不發現流感情況與去年有任何變異。今次流感爆發，網上亦有不少言論批評部份報章以及時評人製造恐慌。
站在醫療的角度，我們對不同疾病的恐懼程度理應如此：
大流感爆發　＞　人類禽流感　＞ 沙士 ＞　流感高峰期
在恐慌當中有效傳達醫療信息，是的一門新興卻重要的學問。與五年前的沙士不同之處，五年前我們面對的是一場未知的疫症，沒有任何的經驗，也沒有任何的數據；今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已知超過百年的疾病，如果這一場醫療信息戰也打不好，當大流感爆發、沙士又或人類禽流感重臨的時候，民眾的恐慌會幾何吸數上升，甚至影響國家安全以及地區的穩定。
我們可以做的還有更多，你可以做的，就是保持平安的心，勤洗手以及帶口罩。

流感高峰期談沙士五年 – 恐慌是不變的對手

沙士五年，香港政府以及市民都一樣沒有半點進步。每逢傳染病來臨，港人就例必歇斯底里好像世界未日似的，而政府有關當局則永遠處於捱打的狀態。
自從流感高峰期來臨，有兩名小童的去世得傳媒的廣泛報導。兩名小童的離世都曾在各大報章的頭版刊登，兩者的死因都被傳媒描繪成與流感有關，兩次政府都被責成兇手。
問題是，兩個個案的初步流感測試都為陰性。而首名死者的解剖亦已被發現有不尋常的脂肪肝現象，死因有可能與一些天生又或遺傳的疾病有關。可是，傳媒都將兩者的死因，過早地評為與流感有關。傳媒報導後，就自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他們不會再用頭版去報導「首名腦炎兒童死者並非死於流感」。反正只要有恐慌，才有銷量。傳媒人只要加上「疑」字，就可以不用對自己所寫的文字負責。
先來一點背景資料。每年都會有流感高峰期，每年都有不少院舍以及學校有流感爆發。至於兒童腦膜炎又或病毒導致的腦炎，同樣屢見不鮮，只是不被傳媒所報導，又或報導了大家也沒有留意。
而事實上，由於腦炎以及腦膜炎並非指定呈報的傳染病，醫生沒有法律又或醫學的責任將個案告知衛生防護中心。需呈報傳染病的清單偶有修改，在最新的呈報名單上，就只有日本腦災以及腦膜炎球菌病兩者需要呈報。是故沒有最後數字去查考香港真實的腦膜炎以及腦炎的發病率為多少。但請注意，並非所有傳染病都是需要呈報的，最佳的例子就是乙型肝炎以及愛滋病。一般統計指，幼兒的腦炎發病率每年每十萬人就有三至四宗。根據２００１年人口金字塔，香港約有三十萬零至四歲的兒童，而五至九歲，十至十四歲均約有四十萬。亦即是說，一年至少三四十宗兒童腦災、腦膜炎的病例。
問題就出現了。
今年流感高峰期，有沒有證據證明患流感人數比往年同期多？暫時沒有。
今年流感高峰期，有沒有證據證明患腦炎人數比往年同期多？暫時亦沒有。
那麼大家究竟怕什麼？怕死也。
其實怕死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恐慌是建基於無知以及白痴上，就不免有點死得不明不白。
醫護界一直都擔心「禽流感爆發」，因為禽流感爆發的死亡率超過一半。香港現在沒有任何禽流感個案，如果有的話，你和我的生活都會立即改變。
醫護界也一直擔心數十年一遇的「大流感爆發」，一九六八年的「大流感爆發」，香港有百分之十五人口受到感染。大流感爆發本身有一定的定義：
＊ 新亞型流感病毒出現或舊流感亞型病毒重現，而在人羣中普遍的抵抗力有限，甚至根本沒有抵抗力。
＊ 新病毒必須能夠在人體內複製並引起嚴重病況；以及
＊ 新病毒必須能夠容易在人與人之間有效傳播。
「季節性流感」、「禽流感」以及「大流感爆發」三個名詞的定義根本有所不同，不能混淆而談。由於「大流感爆發」期間，其實全世界也會受到影響，所以不只香港，世界各地的政府以及衛生機構也同時監察，以防病毒變種引致世界性的「大流感爆發」。
根據筆者現在（三月十一日）的資料，現階段並沒有證據證明有「流感大爆發」。當然，流感的季節性高峰期已經來臨。
知識以及資訊，是為了讓人有更充足的準備下作出決定。問題是，資訊多了，傳媒天天報導，為什麼市民仍然恐慌？引用通寶的說話，政府「最拿這種不理性沒法，也最常及很易為之擊倒」。
由於時間所限，未能逐段新聞去批評當中自相矛盾又或錯誤假設的地方。但市民恐慌的時候，無論「理」在自己抑或在他人，本身就已經是一項危機處理。政府有必要啟動一切的公關系統去打這場「人心戰」。這是很多醫生還未能夠掌握的地方。
人心出現虛怯，就未能掌握資訊，更談不上運用資訊去作出理性的分析，情況就如股炎中的恐慌性拋售一樣。自由市場下，政府就只能作出安慰式的提醒。但對於關乎人命的健康問題，市民的恐慌最終有機會作出傷害自己的決定，政府就有必要作出更強勢的intervetion（我不喜歡用「干預」，蠻負面似的）。
不是誤會我說支持政府要新聞封鎖，但政府有必更有效、主動地向市民直接交代最新的情況，而同時辦免傳媒不正確的曲解。
流感高峰期至今，政府有幾多次直接參與現場直播的節目，解答市民的憂慮？又有幾多場直播的新聞發佈會，在無歪曲的情況下講解流感情況？除了中大胸肺科許樹昌教授曾回應記者，呼籲民眾不用恐慌外，大學的學者以及香港一些首席名醫又有幾多的參與或講解，以釋公眾的疑慮？而事實上，有那麼多醫生博客，有不少甚至是富有經驗的專科醫生，又或在前線的基層醫生，政府又有沒有想過透過醫生博客的力量為公眾解憂？
純粹從醫學理性上，是很難解釋香港人為什麼會恐慌。兩宗兒童腦炎死亡的個案，流感測試都為陰性，每星期平均都有一宗兒童腦炎死亡個案，有什麼好驚奇，還要恐慌來幹嗎？問題是，正如通寶引歌德所言，「恐慌」本身就不存在理性。政府在打「流感高峰」一仗時，如果不去醫治港人非理性的恐慌（當然，這是香港人的絕症），恐怕只會事倍功半，高層烏紗不保，倒是事少，如果有人作出非理性的醫療決定而導致身心受損，那才是事大。

《莫特曼論中國文化》讀後感

《莫特曼論中國文化》與其說成是一本莫特曼的新書，倒不如說是把莫特曼就神學以及中國文化有關的講論來一個小結集。而事實上，四篇文章中有兩篇早已經收在其較早前著作之內，新發行的，就只有兩篇講章，頗有新曲加精選的玩味。
作為盼望神學的宗師，莫特曼近年的關注開始傾向神學對人類困題能夠提出什麼的回應。而事實上，當神學與世界的苦難不能連結在一起，這個受苦的上帝所做的一切就變得與人無尤。不幸地，當大部份教徒仍愛關自己在教會四面牆內高唱哈里路亞，這種有要求的神學反省就會變得曲高和寡。
莫特曼的兩篇新收講章，都發表於中原大學。《敬祖與復活盼望》拋棄一般教徒那種「基督徒不可拜祖先」的八股論點，從祖先與現代人，生者與死者之間存在著的團契以及「世代契約」作為切合點，提出敬祖行為背後所表達生命的延續性。作者試圖為亞洲人的敬祖行為，提供神學依據。；祭祖行為作為回憶先人的一種文化，更有助時人應付個人主義，並顯示基督徒之間的團契超越了生死。
另一篇是《基督教大學的理念》。不少基督徒一直被教導「進化論違反聖經真理」，「基督教大學應該教創造論」的口號。可是，作者顯示出一份久違的學者胸襟。作者認為基督教大學是一群為生命效力，亦同時追求真理的群體。基督教信仰，應是用來「使學術脫離偏見並保證它的自由」的確據。基督教信仰應讓人能自由地去認識世界，教會甚至可以透過科學去去除宗教上的謬誤和迷信。
這兩篇新作因為只是講章，對問題都只是蜻蜓點水，卻對不滿足於八股答案的朋友，提供一個新的盼望，特別值得將會升上大學的朋友閱讀。如果「如何以神學思考」是今年你和我也關注的命題，又如果你實在不滿足教會那一套不經大腦的model answer，或許這本「新曲加精選」的小書，會是你的神學思考的入門。
《莫特曼論中國文化》
作者：莫特曼
策劃：曾慶豹
譯者：鄧肇明、曾念粵
出版：基道書樓 2008年1月初版

沙士五年－流感高峰期的自我保護

沙士有令香港人進步過來嗎？不要自欺欺人了。
沙士才離開香港五年，今天香港人對個人衛生的注重程度，恐怕和五年前甚至十年沒有兩樣。無論在巴士、地鐵又或火車上，不掩著口鼻咳嗽的人大有人在。剛才四十分鐘的巴士路程，坐在我後面的男士已經咳了超過五次，我差點想要求司機停車找洗手間去緊急洗頭。這種把病毒隨車廂飄送的行動，並沒有因為沙士而有所收歛。隨著每年的流感高峰期來到，只要你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你準會和缺德的香港人呼吸同一口氣，感染同一病毒。
才五年而已，難道大家已經把董太七情上面的教導忘記得一乾二淨嗎？無人叫你要帶Ｎ９５出街，但一個外科口罩，倒不應增添大家的經濟負擔（最近還未開始有炒賣潮），就算找一張紙巾來掩著咳嗽的口，也不算困難嗎？偏偏香港人就愛學老董，知而不決、決而不行。有幾多人出門前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感冒傷風的徵狀？難道你第一口的咳嗽真的在巴士上產生？
董太的另一個被當做耳邊風的教導，就是「洗手、洗手、洗手」。沙士五年，大家洗手洗得多了嗎？只要你走進大小商場的廁所（我只能觀察到男廁），如廁後不洗手的人依然大有人在。不要為他們作出任何辯護了！難道他們不洗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自備消毒酒精嗎？五年前沙士一役，我們已經學會洗手的重要，但五年後我們洗手的習慣有進步嗎？如果我們推說洗手的設施不足，這五年來經歷兩次區議會選舉，我們有向我們的代議士反映過一句半句，要求增加公共洗手設施嗎？
年年流感都會有高峰期，年年我們也提防「大流感爆發」以及「禽流感爆發」，政府鋪天蓋地進行宣傳，不少網站以及單張提供應變的資訊，你有讀過其中的一二嗎？一個小女孩在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出現後日內去世，卻觸動了全香港人的神經。不少家長立即回復到非理性的恐慌之中。問題是，難道過去真的沒有有關的病例嗎？當一兩份報紙去渲染恐慌、散播憤恨的同時，有沒有人批判地問一問，既然小朋友有傷風感冒，為什麼家人還要帶她們前往茶樓等人多的地方？
急症室設立的目的，在於救傷扶危，處理急症。幾時香港的急症室淪為傷風感冒的分流站？有上呼吸道的病徵，就應該找家庭醫生又或門診去求診，而非濫用急症室。如果基層醫生發現你有肺部感染的病徵，又或有不尋常的地方，就會轉介你前往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治療。電視上有名受訪者，連續兩天都前往急症室看傷風咳，難道傷風第二天就一定好了嗎；再加上一群不求理性為民請命的代議士的壓力下，公立醫院的急症室竟然要分一批人手出來看發燒病人，並提出兩小時內見病人的服務指標，此消彼長之下，真正「急症」的服務自然就會受到拖累。如果你有一天不幸遇到意外如撞車而被送往急症室，不要抱怨遲遲未能受到醫治，因為全世界只有香港的急症室會受控於無理的恐慌下，用來醫傷風咳的。
沙士五年，我們並未因此成長。我們仍然無知，仍然喜愛受騙，仍然被非理性和恐慌所牽引。怕死是人之常情，但我們應有免於死在無知的權利。傷風感冒還走入人多的急症室，而醫院的病菌比社區門診的又多多千百萬倍，那不是送死又是什麼？
沙士五年內，我們每年都要面對流感高峰期，更要面對人類自己的無知以及劣根性。每天廣告提醒我們要「洗手、用紙巾覆蓋咳嗽的口、帶口罩」的基本功就無人理會，大家卻指望有什麼神奇新藥又或疫苗，甚至天然靈藥來打救，這個社會五年以還，只有比從前更為病態。
朋友，在流感高峰期間，保重身體。多洗手，多休息。在人多的地方，如果你發覺人家不太注重個人衛生，你可以做的就惟有自我保護－－自攜口罩，以免被別人的飛沬強吻。畢竟，人始終都不願意從歷史學習，我們就惟有自求多福了。
（後記：不要把不注重個人衛生的罪名推給新移民朋友，我實在見得太多次，連那些斯文西裝友，又或潮爆ＭＫ人，都一樣不注重個人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