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末期腸癌病人過身講「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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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聽聞一位末期腸癌病人過身的情況，內心感到非常的痛苦。

他才五十五歲，他正值事業的最高峰，他受萬人尊重和敬仰，他的說話帶有力量。可是，上天就在他最壯年的時候作弄他，讓他患上結腸癌，他沒有放棄，他化身為抗癌勇士，告訴世人癌魔可以折磨他的身體，卻不能消磨他的意志。他成功了，再一次戰勝得非常漂亮，三年前他站著，接受成功的歡呼以及讚許聲，他贏了。

可是歲月不饒人，不到三年的光景，他的癌症再度復發。可是，今次勝利之神再沒有眷顧他。他在旁人眼中一次又一次站起來，但在病魔面前一次又一次的倒下來。旁人越來越少見到他的蹤影，留下的就只有幾句不得體的說話，但沒有人留意這可能是他的遺言。

而事實上，原來他的癌症再度復發，並且四處抗散。他被送往據稱是全國最好的醫生手中作治療，獲得國家領導人的醫療待遇，可是不知有沒有人告訴他，那些國家領導人，最終也一個又一個因為癌症去世。

他說在病榻上仍然想念他的故地他的家鄉他的朋友，可是在人生的最後一個月，他卻不能再次踏足自己的家。相反，陪伴他的，就是越來越多的針藥，靜脈注射以及儀器，一滴又一滴冷卻他曾經熱熾的心靈和意志。朋友同伴到來，沒有人為他說再見，只哄他說：「你會康復的，你會出院的。」慢慢地，可能連他自己，也不再相信這謊言。

他有朋友、學生、同道無數，可是他人生的最後廿四小時，陪伴他的不是他年青時的同志又或長大後的深交，而是在冰冰冷冷的深切治療部，被一群醫護「搶救」，最終，連向自己的家鄉說再見的機會也沒有。

我也坦白地說，那位就是馬力先生。當我知道他彌留階段進入深切治療部以儀器「協助」心肺功能，第二天更因「搶救無效」而逝世，我在電視機旁，不禁留下一滴眼淚來。

為什麼一個未期癌症病患者，不可以安安詳詳，被自己的家人知己朋友和黨團成員見證人生的最後的階段？為什麼明知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反而要去「搶救」馬力，藉此增加他的痛苦？為什麼既然他心繫香港，為什麼不可以讓他人生最後的一程，和香港人以及在香港的朋友逐一道別？為什麼他的去世要帶著世人對他的「誤解」，要在咒罵聲中離世，而不可以和在臨終前和其他人在關係上從新復和？

我相信，被趁斷上全身擴散，藥石無靈的日子，絕非是馬力逝世前廿四小時的事。為什麼馬力先生生命最後的一程，不可以好好地安排，讓他能做他想做的東西，說他想說的話，見他想見的人？

當我知道譚耀宗議員，相信是與馬力同行三十多年的戰友，都不能趕上最後一步去送他一程的時候，我就深感婉惜。為什麼一個「死亡籌劃」的安排可以被選擇籌劃差不指百千倍呢。

我反對以任何形式提早又或拖延死亡在末期癌症病患者身上的來臨，我更堅信「好死／good death」是可以規劃。一個良好的「死亡籌劃」，最重要是病人、家人、醫護人員以至朋友之間的坦誠。問題是在國家的權力下，我們能夠得以「好死」嗎？馬力身前最念掛的是香港人，他卻連爭取與港人在關係上復和的機會也沒有，這算得上是好死嗎？

我反對「醫生協助自殺」，我反對使用「安樂死」這個早已被人弄至語焉不詳的字眼，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權在自然的情況下在最少痛楚下地行完人生最後的一程。馬力的最後一程，真的是最少痛楚嗎？他可以死得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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