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錢與服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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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的開支有至少七成是用於醫護人員以及支援人員的薪津。

要減低醫療開支，最直接的方法是去減低員工的薪酬，這方法在過往幾年非常成功，從二千年起，政府對醫管局減少資助，醫管局就減去新入職同事的薪金三至四成。這做法的確成功壓抑醫管局的開支，勉強將醫管局的壽命維持多幾年。

第二個手法，就是把部份工序外判，特別是那些並非直接影響臨床服務的單位，例如護士宿舍的清潔工友，並非運送病人運輸服務，甚至是病房與實驗室中間送遞緊急標本的跑腿。

可是，當年青的醫護人員現在群起提出加薪，當外判已經判到無可再判，究竟政府可以從那兒開源以及節流呢？

當不少留言者感性地提出「生命無價」以及「醫療服務，是否可以一分錢一分貨」的時候，大家看來忘記了兩樣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就算你不願意面對，都要面對的一個事實，醫療服務本身是一項非常昂貴的服務；

第二：現在已經不是贈醫施藥的年代，亦恐怕再沒有任何慈善團體能夠承擔如此龐大的進級醫療開支，（當然還有些慈善團體仍然提供有限求的免費基層醫療），即是說，付鈔的始終是政府。

凡是講錢就失感情。香港人討論公營醫療問題的時候，就一味只慬得「要求政府撥更加多資源」。這其實是整個討論最乏力的地方。

為什麼這種討論，會是如此單調和乏味呢？我懷疑與我們的政治生態有關。

如果我搭飛機，通常我都有權選擇不同的航線不同的價格以及不同的服務質素。我付出一千元和二千元，自然就會有一千元和二千元的回報。這是理所當然的。一千元可能讓我飛抵目的地，再加誤點多時；二千元則除了舒適準時外，還可能有飛行哩數以及增值服務。

那麼醫療服務呢？救恐扶危自然是最基本的服務，但很多增值服務，例如病房用的十四吋大電視抑或是液晶超薄電視，醫院是否有足夠椅子讓家屬在病房外坐，醫院的花園是否還有美麗的花芳（有無花同病人的生存權可沒有關係吧），小賣部本身的位置是否方便病人，已經是值得要討論的問題。

更深層次的，就會是藥物可以選擇的種類（新藥多是貴幾百倍但療效可能只是好百分之一），非緊急手術的輪候時間（不少手術你遲幾年做的確又唔會死人，反正緊急的都只是勉強較時間做），應否關閉一些非龍頭的急症室醫院（就快有一間醫院急症室會被關閉）。這些都是不會影響「生存權」但又與錢有關的問題，我們應否付出多幾百倍而去購買比現時只好百分之一不到的新醫療服務呢？

戲肉就在這兒：一個有多元政黨發展的社會，一個民選的政府，理應能夠成熟地帶領市民（選民）去作出以下的討論：

１．究竟我們想要什麼質素的醫療服務？
２．究竟我們願意從稅收當中撥多少去支持我們理想的醫療服務？
３．究竟我們願意付多少鈔，作為醫療服務的開支？

在香港討論醫療融資最大的困難，就是無得去揀。既然這個香港從來不是港「民」治港，市民到現在都未能對政府政策當家作主，自然就會發展出：「我要做好的醫療服務，政府要從稅收當中撥最多去支持我想要得到的醫療服務，但我卻要付出最少的金錢和稅項」的選擇，政黨鼓勵大家有始終思維如此選擇，這樣就可以得最到最多的支持和選票；沒有強政勵治的政府，自然也不敢去挑動這個燙手山芋，因為講錢失感情，深怕討論此意題會帶來不同人的批評導致民望下滑；社運團體更不會和你作多元的討論，因為他們永遠認為只有自己的立場才是對的。

年青人不會和你討論這些議題，縱然其實在未來十年付鈔納稅的將會是他們，但他們很少會需要依賴公共開支；老人家不會和你討論這些問題，不是早已病入膏肓無力發言，就是早已被社運團體囊括成為代言人；中國政府當然不會和你討論這些事，因為這是港人治港的時候；但香港政府也不敢和你討論這些事，因為這個政府完全沒有民意的基礎…

一套北美的電影，主角是患上未期癌症的風流教授，兒子卻是日理萬機的投資顧問，兩者的關係非常惡劣；一次父親入了一公立醫院，兒子氣沖沖地嫌這嫌那，質問為什麼父親不去入住私家醫院的單人病房，而走去公立醫院的大房，父親幽默地回應他：「既然當初我投票支持他們的醫療方案，我就要承受今天的待遇。」

我相信「有得揀，你至係老闆」，問題是，香港政治的無力感，令到我地根本連點揀都唔識，就好似一位唔識用燈照蛋的人去一間雜貨店到嚷著要最便宜又最好的蛋。社會出了不少較人投資的書藉，但在這與公眾健康的大事上，無人去教大家如何作最好的選擇，亦無人教大家在選擇前要考慮什麼的問題。這與科網股熱潮時一窩蜂走去買八號仔的人有什麼分別？

醫療融資問題，就是這回事。絕大部份讀者都是年青力壯的青成人士，既是付鈔最多的一群，亦是對政府政策最無SAY的一群。航空公司你或許識得「揀」，但明日公營醫療的服務質素，你又慬得作明智的選擇嗎？你預備好作選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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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 under Medical Sociology